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年），历时约470年，是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曰：“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启继位后，随着生产中分工的明细和私有财产的增长，以及经济形式的发展和剩余物品的出现，财产公有制度逐渐转变为私有制度。氏族中阶级开始出现，不同阶级之间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剥削与被剥削逐渐替代共同劳动分配，各氏族之间战争不断，战俘变为奴隶劳作，原始社会开始瓦解，奴隶制社会产生。除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有较大发展外，启还改变了原始部落的“禅让”制度，开创了世袭制的先河，漫长的原始社会逐渐被私有制社会所代替。

在夏朝时期，经济方面，疏通沟渠，服务农耕，并出现了饲养马等牲畜的畜牧工作。工业方面，创造出了各种纹饰的陶器并已经开始冶炼铸造青铜器，从相关的考古及出土来看，发现的较少，各地学者对夏朝是否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持不确定态度，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中华文明发源于哪里？《史记》中记载的夏王都在何方？千百年来，这些问题困扰着历代学者。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公元1959年夏天，著名史学家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最终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发现约公元前1900年～前1500年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震动世界。

公元1976年，在甘肃玉门市清泉乡境内312国道旁发现距今约3700多年的火烧沟文化遗址。

这两处遗址均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最著名的是铜四羊首权杖饰和青铜爵。据推测二里头文化遗址为夏朝时期，而火烧沟文化遗址为新石器时代后期至夏朝时期。从以上两处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出，青铜器远在夏朝之前就已经发明使用，冶炼技术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就已经存在，至夏、商、周时发展到鼎盛时期。

在夏朝，土地为国家所有。《孟子•卷五•滕文公上》中曰：“夏后氏五十而贡。”由此可见，在夏朝土地耕种上是有“贡法”的。贡者，献也，夏朝土地由农民耕种，然后每五十亩外还要耕种一部分公田作为物贡，是当时百姓的一种固定和强制性的赋税。

夏朝从帝启开始，共传十四代，至帝桀之时，桀无德，经常动用武力伤害百姓，百姓不堪忍受，诸侯多行叛乱，商部族首领汤起兵征讨帝桀，战败被囚之夏台，后被释放。之后，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再伐夏桀，桀逃至鸣条后而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史记•夏本纪》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

商朝又称殷、殷商（公元前1556—前1046年），历时约51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同时期文献可考的王朝。

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并大量出土，说明殷商时期文字已经开始发明使用。甲骨文，又称“契文”或“龟甲兽骨文”，是商朝后期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者兽骨上刻画的文字。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文字的发展和对历史考古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王宾中丁•王往逐兕（si）涂朱卜骨刻辞

另外，商朝的农业、畜牧业、养殖业较夏朝有了更大发展，尤其是手工业，青铜器的制造和冶炼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并被制作成武器或生活工具广泛使用，著名的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大方鼎），是商朝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重832.84公斤，出土于河南安阳，是世界上迄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被视为“镇国之宝”。

后母戊鼎

在商朝，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剩余物品逐渐丰富，商品交换不断增加，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以物易物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海贝因其小巧玲珑、便于装饰、色彩鲜艳而被贵族阶级所爱，佩以为饰。

天然贝商晚期山西保德出土

天然贝

货贝

上层社会的使用驱动了当时的流行，后逐渐成为充当商品交换，作为中介使用的“贝币” 而广泛流通，是中国目前出土最早的原始货币，在公元1976年河南安阳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中被大量发现。贝币计量单位为“朋”，一般多认为五贝为串，两串为朋。

骨贝、石贝

除天然海贝外，还有陶、骨、石、玉等不同材质。到了商代晚期，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逐步成熟，出现了青铜铸造的铜贝，铜贝的发明是中国金属铸币的开始，并伴随着货币史的发展进入了流通领域。在河南安阳、山西保德等地的商代晚期墓葬中多有铜贝出土。

青铜贝

青铜贝

商朝汤死后，自商王中丁开始，便废除正室所生嫡子，由此引发了连续的王位纷争，又屡次迁都，使得王朝中衰，诸侯叛离。这一动乱经历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至武丁时，修行德政，殷道复兴。后经祖庚、祖甲等王，至帝乙时，商朝逐渐走向衰落。帝乙少子叫辛，辛母为正宫皇后，帝乙驾崩，少子辛继承王位，即商纣王，天下谓之纣。

《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曰：“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青铜刀

并设置炮烙酷刑，并任用阿谀之臣费仲管理国家政事，大修宫殿，加重贡赋，商纣晚期民不聊生。纣王如此荒淫无度，使得百姓怨恨，诸侯叛乱，周武王于是率领诸侯伐纣，纣王仓促间组织奴隶为军抵御，结果“前徒倒戈”，大败于牧野。纣王逃至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殷民大悦，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商王朝从此灭亡，周王朝建立。

周朝分为西周（公元前1045—前771年）和东周（公元前770—前256年）两个时期，历时约790年。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建立，武王灭商之后，大封皇族及功臣，到了周成王至周康王时期，天下安宁，周朝进入巩固时期，史称“成康之治”。

西周时期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以土地为主，沿袭了商代的井田制。“井田制”为古代社会的土地使用制度，因土地划分形似“井”字，故曰井田，属于国家所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不得转让或买卖，并向国家交纳一定的赋贡，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出现于夏、商，到西周时期已经发展成熟，至东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废除。

大盂鼎

《孟子•卷五•滕文公上》中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夏朝赋税采用“贡”法。夏制，民受田百亩，而以五十亩为公田，则民所耕者止五十亩，故日“夏后氏五十。”商朝赋税采用“助”法。殷制，民受田百亩，而以三十亩为公田，民所耕者七十亩，故曰“殷人七十。”周朝赋税采用“彻”法。周制，民受田百亩，而公田在其外，故曰“周人百亩。”关于“彻”的含义和彻法的内容，学界争论很大。许慎《说文·攴部》：“彻，通也。”因“彻”有“通”义，故对于彻法有“为天下通法”、“彻与助无别，皆什一法，改名彻者，以其通贡、助而言也”、“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彻无常额，惟视年之凶丰，……谓之彻者，直是通盘核算，犹彻上彻下之谓”等不同说法。《孟子》中虽有记载贡、助、彻的赋税制度，但因缺乏明确的文字记载，故历代经史学家对此持不同的见解。

杞伯偶鬲

井田制至西周时期已经有明确分工，并由专人负责收纳井田的赋贡。《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小司徒》中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职而平其政。”周礼中详细规定：九夫所受的土地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以使农民从事土地生产事业，使农民交纳赋贡，以及田税等所有当收取的租税。凡是赋贡收缴的事情，划分各行政区域而确定守护地产的官职，使农民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而合理的征缴其税收。

四珩（heng）四璜联珠串饰

贡、助、彻的赋税制度，只是针对于土地而言，西周时期的赋和贡是分开征收的，范围很广，每一项的赋贡都有各自的用途，包括了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即“九赋九式九贡”制度：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中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

旅鼎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府/职币》中曰：“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凡式贡之馀财，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

长思青铜编钟

从《周礼》记载得知，除去地赋之外，统治阶级还要收取关市的赋税，供给王的膳食和衣服所用；王都中的赋税，供给接待宾客所用；四郊的赋税，供给饲养牛马草料所用；家削的赋税，供给颁赐群臣所用；邦甸的赋税，供给工匠制作所用；邦县的赋税，供给钱币锦帛所用；邦都的赋税，供给祭祀所用；山泽的赋税，供给死丧或灾荒所用；给公用的剩余财物，供给王闲暇时与诸侯和臣下结恩好而赐予所用；凡诸侯国贡献的财物，供给吊唁诸侯之丧所用；凡向万民征收的赋税，用以充实府库；凡赋贡收入开支后的余财，用以供王的玩好所用。凡国家所用财物，都可以从大府领取。年终，就总计一年财物的收支而上报。

人龙合体纹玉饰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中又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九贡以各地特产的实物缴纳，其内容包括：一曰祀贡，为牛、羊、猪等祭祀祭品用物；二曰嫔贡，为皮、帛之类；三曰器贡，为银、铁、丹漆之类；四曰币贡，为绣帛或玉、马之类；五曰材贡，为櫄杆、栝、柏、筿之类；六曰货贡，为金、玉、龟、贝之类；七曰服贡，为纻或玄绣、纤缟之类；八曰斿贡，为羽毛或燕好、珠玑、琅玕之类；九曰物贡，为其他可贡的各地方特产。

“格伯”青铜簋(gui)

《周礼》为儒家经典，是一部有关治国方案和管理制度的典籍，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六大项，涉及各种职官及其管辖范围，为后人提供了难得的早期社会形态的研究史料，堪称为中国文化历史宝库。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王公将相等上流社会中，黄金大行其道，已经作为贿赂、谢礼、赏赐、离间、进贡等诸多用途，如：

楚国金版

《国语•晋语二》载晋公子夷吾以“黄金四十镒，白玉之珩六双”，送秦公子絷。

《战国策•卷十一•齐四•齐人有冯谖者》曰：“于是，梁王虚上位，以故相为上将军；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下曰：“齐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斤，文车二驷，服剑一，封书谢孟尝君。”

先秦“郢（ying）称”金版(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先秦“郢称”金版背图（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战国策•卷十八•赵一•苏秦说李兑》曰：“明日来，抵掌而谈，李兑送苏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黄金百镒。苏秦得以为用，西入于秦。”

《战国策•卷二十七•韩二•韩傀相韩》曰：“仲子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

郢爯（cheng）

《战国策•卷三十一•燕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曰：“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轲也。”

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十一回中：“厉公从其言，作书报之。先贡上白璧三十双，黄金三千镒，其三城贡赋，约定冬初交纳。”

楚国卢金

据以上史料所载，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交往的频繁，黄金作为贵重金属被上层阶级所认可，盛行于世。

《太平御览•卷八百九》曰：“秦币，黄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镒为名。（孟康曰：二十两为镒。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斤，汉以一斤为一金。）金为货，夏、殷无闻。周：黄金方寸而重一斤，故货宝于金。武帝时，卫青击匈奴，斩捕首虏，赐黄金二十余万斤。”

楚国金版

山东、湖北、安徽等地陆续出土了楚国的爰金，大多数呈方形，上有铭文如“郢爰”“陈爰”“专爰”“颖”“覃金”“隔爰”“卢金”等，因带有像印章一样的戳记，又名“印子金”。郢，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爰，计量单位，但无实据，出土完整的郢爰约重250克到260克左右。

郢爯、卢金

当时黄金白银的流通只限于上层社会，而且只在礼聘、游说诸侯、器物装饰、君王赏赐时使用。公元1971年，在湖北省江陵郢城曾出土一块郢爰，重17．5克；公元1974年，在河南省扶沟古城村出土爰金392块，总重量8183．3克；公元1979年，在安徽省寿县花园村出土爰金十八整版和一小块，重5187．25克。

陈称

郢爰（ying yuan）印戳

这些楚爰金的重量大小不等，含金量多为94%至99%之间，少量的仅为85%左右。爰金是我国最早的黄金原始铸币，出土的爰金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可以确定当时使用时被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用特定的天平称量使用，在大宗交易支付或其他使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爰金作为贵重金属，在古代货币史上有极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地均有实物展出。

东周楚国爰金

据云南人民出版社发行的《中国历史银锭》一书中介绍，早在建国前就发现了银质郢爰，郑家相认为“银质金版”似应为当时楚国流通的货币，其《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一书中所记载的“银质金版”，面文为“郢爰”二字，阴文铸成。

春秋开始到战国时期，属于名符其实的“黄金”时期，那么白银的使用情况如何呢？

公元1974年，河南省扶沟县18枚银布币的出土，证明了在东周战国早期开始甚至更早，白银已经开始铸造并使用。

银布币

银布币

当时12枚银布币出土时盛放于铜鼎之内，同年，扶沟县又陆续上缴了6枚银布币。经研究，这批平肩银布币为战国早期楚国铸造，其造型如长方形平铲，与青铜质平肩空首布相似，形状、大小、重量不一，为我国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银质布币实物，现藏于河南省周口市博物馆。

银布币

银布币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中所记载，秦时规定“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但是银布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不是货币呢？其用途为何？由于银质货币出土量极少，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大量发现，史籍中也难觅踪迹，所以作为白银货币流通或其他用途无法确认。如前所提《尚书•夏书•禹贡》中虽有白银上贡的记载，但是没有实物出土，无法确认其造型及用途。但是这批银布币的发现，却将我国的白银铸造使用历史从汉代提前至东周时代，在白银货币史上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海贝、铜贝等在殷商时期已经作为货币形式出现，从河南安阳等地出土数量看，使用广泛。另外，至东周战国时期，在河北地区的战国墓葬中出土了纯金贝、包金贝和纯银贝，数量极少，其尺寸和造型都仿照商周时期的海贝和铜贝，大小样式各异，通常作为贵族装饰、馈赠、赏赐之用。

贴金铜贝

贴金铜贝

在河北灵寿中山国遗址出土了纯金贝，重2.9克，长约11毫米，宽约7.5毫米，厚约4.9毫米，造型规整，目前出土数量极少。

中山国金贝

中山国金贝

中山国金贝背图

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1号墓出土了数枚银贝币，长约33.9毫米，宽约22.6毫米，重约10.5克，为模铸，正面光滑微凸，椭圆形，面中纵向开口，口沿为锯齿状，背面呈平剖，制作精良，其形状尺寸仿制天然海贝，目前出土发现数量极少。

中山银贝

中山银贝

中山银贝背图

《管子•地数第七十七》中，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天财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对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并建议齐桓公封闭矿山，“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此天财地利之所在也。”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白银矿产已经探明发现，由国家支配，并且法令森严，不得私自开采。

包金铜贝

包金铜贝背图

从形制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白银铸造有铲形、贝形等，重量和尺寸大小不等，远没有同时期青铜铸币规整统一，白银铸币形态的出现，无明确记载，不能说明其货币职能，或作为样币铸造、或贮藏、或赏赐等不得而知，以待日后根据出土实物考证。另外其使用价值鲜有记载，而黄金无论从史料查询还是作为随葬却出土很多，由此可见，白银在东周战国时期之前使用量极少，之后多用于器物装饰，应该和白银杂质较多，不易提取冶炼铸造等原因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