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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铜元上的龙形象与龙文化及铜元审美理论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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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介绍

一、铜元产生的背景

铜元又叫铜仙、铜板、铜毫、铜角子等,尺寸大小不等,是用紫铜或黄铜铸造的圆形硬币,一些品种有少量白铜样币存世,是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在中国经济、金融史上具有独特历史地位。铜元上接清朝晚期的方孔制钱,但中间无孔,完全用现代机器冲压生产,外形主要受19世纪中后期英国殖民者在香港发行的“香港一仙”的较多影响。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铜币铸造工艺从传统的翻砂熔铸法进入了先进的机器冲压生产的新阶段。 

中国铜元产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年。一般即以这一年为中国铜元的诞生日,虽然香港地区制造铜元开始于1863年,但早期香港铜元是以英王国为主体发行的香港地区辅币,不属于晚清铜元体系的一种。

铜元的起因有内外两个方面。在中国内部来看,在1900年以前的清朝,中国一直是方孔圆形铜钱和银两的混合本位制,清朝中叶后,外国银圆大量进入中国流通,中国白银巨量外流,而且在银两与银元换算上造成许多出入和变化,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银荒与币制紊乱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全面地冲击了落后的制钱制度,咸丰皇帝为筹措镇压革命军的军费而下令全国各地大量铸造大钱的举动,等于宣告了制钱制度的末日。在残酷扑灭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面对着历史以来最大范围的通货膨胀与外币侵凌的局面,一枚当十大钱跌落到仅值二文的地步,这些现象终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19世纪80年代,天津、江南、湖广等地曾经在洋务派的工厂里有计划地铸造过机器制钱(其中江南宝宁局在国内外试铸过大量样币,流通版也有相当数量,但最多见的还是宝广、宝武等局),以现代机器铸造方孔制钱,妄图挽回江河直下的制钱制度,但铸造成本依然高过面值,每个铸造厂都面临严重亏损的局面,这一事实证明,制钱制度,已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已脱离了人民大众的需求现实。

如何既能保持“祖宗成法”,使制钱制度脱胎换骨,又能适应新形势下中外货币交易交换的迫切需求?而且还能产生铸币利润?铜元的出现这就走到了历史的关头!

以当时形势来看,最迫切的还不是铜元这种小额硬币的需求,而是银两、银币的问题,因为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如何挽救银两、铸造自己的银圆,成了洋务派与革新派考虑的头等大事。

三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李瀚章、李鸿章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光绪十三年(1887),张之洞主持在广州开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机器造币厂,全套购进英国伯明翰-喜敦父子公司的设备,并聘请英国技师主持建设、管理、模具雕刻等。该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先进造币厂,于1889年开始铸造银元,有一圆、半圆、二角、一角、五分五等,成效显著,很快流通全国,成为机制银币的范本,此后全国大部分省份都纷纷上马开办造币厂制造银圆。银圆的成功为铜元的产生准备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奠定了基础。

铜元产生的外部直接因素,主要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开始,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瓜分“势力范围”和抢占“租借地”的狂潮。一些外国银行、金融机构争先恐后涌入中国,在沿海“开放”城市开设各种银行,发行货币,推销银元等金融品种,掠夺中国生银。进一步使中国旧有的、已经残喘的制钱、银两制度陷入泥潭,各省开铸的银币缓解了流通主币的压力,但辅币市场依然严峻,很多地方已经到了市面无钱可找、纠纷迭起、商业阻滞的地步。随着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全面深入,不单是沿海“开放”城市,整个中国对外贸易一再入超,大量白银外流加上沉重的战争赔款,清政府的财政恐慌日益严重。与此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的掠夺性投资,客观上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样一来,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尤其是对小额辅币的需求。铜元,就在这内外交困、上下需求孔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了。


二,晚清铜元的铸造

A.光绪元宝时期 

1900年6月,广东造币厂第一次铸造出了最早的铜元,每枚重二钱(7.45克),以紫铜95%、白铅4%、锡1% 配合铸成。直径28毫米,形式精美。正面中央铸“光绪元宝”四个汉字及满文“宝广”,外环珠圈,上缘纪地“广东省造”字样,下缘为纪值文字“每百枚换一圆”,左右边饰小花星;背面中央铸有象征清朝皇帝的飞龙图案,龙图外环珠圈,上缘为英文纪地“KWANG-TUNG”(广东),下缘英文纪值“ONE CENT”(一仙),左右边饰小花星。“仙”(CENT)意为“分”,即一圆银币的百分之一,原是英国在香港发行的铜辅币计值单位,这也正说明了中国铜元受香港铜辅币(香港铜元又叫铜仙,始铸于1863)影响很深。与此同时,广东还试铸了值半分的光绪元宝,但没有发行。

紧接广东之后,福建于1900年8月也开始铸造铜元,由闽浙总督奏准在福建官银局开始铸造。正面纪值文字一开始就采用了与制钱挂钩的“每枚当制钱十文”,流通广泛。福建之后是江苏巡抚主持在江南铸造总局西厂开铸“江南省”“江苏省”字样的铜元,时间是1901年4月,铸造精美,也很快流通全国各地。铜元本质上也是一种贬值的大额货币,是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采取的货币手段,但铜元以其前所未有的形制、精良的外观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最直接地解决了市面钱荒的燃眉之急,也为造币厂及政府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入,这在面临庚子赔款的沉重压力的清政府眼里,无疑是一剂救世良方!于是1901年12月24日,户部终于发布皇帝上谕,要求全国各地开始大量铸造。

安徽第一个响应,于1902年4月成立铜元局,6月试铸多种样币,有方孔十文、飞龙十文、宝皖五文等品种,数量稀少,属于试验性质。8.9月间才改版铸造大量坐龙类型五文、十文、二十文投入流通。 

湖北开铸铜元时间比安徽早,1901年即已紧随广东、福建之后在湖北银圆局铸造十文铜元。但湖北铜元局却是1902年8月才成立的。湖北铜元文字简洁(面值仅“当十”二字)、图案精致、铸造精良。1905年2月汉阳兵工厂也开始铸造铜元,产量大,可惜设计、铸造较差,第二年就被下令停铸了。此后浙江、奉天、湖南、北洋直隶、四川、江西、吉林、山东、江苏、河南、广西、云南等省地也陆续开始铸造,所有这些厂除了广西之外,都在建设不久开始了大批量的生产,数年之间,铜元遍布全国。 

新式铜元铸造精良,远非传统手工铸钱所能比拟,不易伪造、私铸;它式样新颖,中间没有穿孔,大大提高了铸造速度和质量;它成色划一,标明与银圆或制钱的固定比值,“通行市肆,民间称便”。因此铜元发行初期,其价值甚至超过币面价格,在市场流通时普遍有5%~15%的升水。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元银圆在苏州只兑铜元88枚(升水率12%),杭州可换90枚(升水率10%)。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已有十七个省二十二个钱局铸造铜元,所铸铜元总额由1900年的16.9亿枚激增至75亿枚。铜元供过于求,加之不少地方开始出现私铸、减重、减成色等现象,铜元信用度逐步减低,导致不断地贬值。后期更出现了各个省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互相倾销或者互相拒收等恶劣竞争事件,到宣统元年(1909)铜元与银圆兑换比价,已由110枚合一圆跌至130~140枚合一圆,在市面行用平均须贴水10%~40%,与1905年以前的市价相比,贬值惊人。 


B.大清铜币时期

为挽救颓势,掌握利权,并继续维持中央铸币统一的惯例,清政府决定设立一个户部造币总厂,统一铸造银币、铜元,1903年开始在天津择地建设,于三十一年(1905)竣工。其房舍之设备较北洋银元局更为完备。遂于是年五月初八日开机,先行试铸铜币。是为户部造币总厂”。这种“先行试铸”的铜币是“乙巳”纪年的“大清铜币”。户部造币总厂是在各省滥铸银铜元,造成币制紊乱的背景下,清政府决定设立的。其目的是整顿币制,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以求“圜法整齐,推行尽利,用副朝廷通变宜民之至意”,因此其铜元设计必定自出心裁,不会与现有各种地方品种重复,具体讲就是废除以前的“光绪元宝”,一律改铸“大清铜币”。

为了统一铸币于户部总厂,在1905年还特别发布命令,对地方各省厂提出几条要求:(1)各省现有之厂,不得沿用旧名, 应统名为户部造币分厂,冠以某省字样,以示区别;(2)各省现有之厂使用的旧式币模,“应一律即行停废,拟令各省局于未经颁到祖模之先,一律暂行停铸”;(3)各省应将历年所铸铜元数目,“查明自开铸起共铸出若干,现积若干,民间需用数目若干,并已经行销州县若干处,其购定物料铜斤未经铸造者尚存若干,限三个月内先行据实报知财政处、户部”;(4)各省应关闭那些尚未开始经营的铸币厂(据《光绪朝东华录》(四),5436页。)

1906年,度支部又根据清理财政处的建议,制定了《整顿圜法章程》。1906年的《整顿圜法章程》最大的收效是合并了大部分的造币厂,由原来的24处合并为9处,然后保留的9家造币厂除了昆明一厂产量较小之外,其他8家均属于规模庞大、机器众多、经验丰富的大厂,所以全国的铜元铸造量比此前有所下降,但市面流通量依然巨大,铜元价值一路下滑,无法遏制。加之私铸猖獗,更使十文铜元的情形雪上加霜。1908年户部再下令各厂暂时停止铸造十文,搭铸“戊申”纪年的一文黄铜币,这个命令在湖北、江宁、河南等省起了作用,大量“戊申”鄂、宁、汴一文投入市场,稍微缓解了一点十文的压力,对十文的价值有所维持。福建、四川等省也有铸造,但仅属于应付上级,敷衍了事的试验品,市面流通极少。 

光绪末年铜元迅速发行、旋即升值、数年又急剧贬值的危机,给清政府敲响了警钟,使他们意识到了币制本身潜伏的危机,不只是若干货币品种的问题。宣统皇帝登基后,准备重新制定币制,废除旧铜元,制造新铜元。1909年规定:拥有造币之权的厂家,只有度支部所辖的天津造币总厂、武汉、成都、昆明、广州四处分厂,其他各地铸币厂应一律停铸。1910年发布《币制则例》再次重申:银元、铜元的铸造大权统由中央掌管;七钱二分制银元定为主币,经批准生产的铜元定为辅币,未经批准的铜元应停止铸造(据《度支部谨奏为铸造国币应一事权拟将销所设银铜各厂分别撤留所留之厂统归总厂管理折》,《度支部币制奏案辑要》,41页。)新法令最大特色在于正式提出设立国家本位货币制度,确立以银币为本位货币,铜元为辅币,新式铜元以分、厘为单位,不再与制钱挂钩。同一年造币总厂铸造了“宣统年造”大清铜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套币,通行全国,准备统一发行,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币没有大量铸造,影响不大。1911年再设计相同图案,但纪年改为“宣统三年”的一套币,这套币十分尴尬,与《币制则例》的规定有出入,面值又后退到制钱的阴影之中,改为“二十文、十文、五文”三种,似乎永远摆脱不了制钱的羁绊!

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再给大清皇朝机会了!就在清政府穷思竭虑还想在制钱与铜元的道路上继续挣扎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枪声打破了所有的迷梦。宣统三年年底,革命军占领了武昌城,赶走了总督、巡抚,建立了革命的军政府,宣告300年满清皇朝的覆灭,同时也是2000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中国铜元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龙形象的文化与美学意义

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图腾图案,既是百姓崇拜的对象,也是文人描绘与讴歌的对象,它还是封建皇权的象征、至高无上威力无比法力无边的神圣瑞兽,有时他也是恐惧与威杀的代表。可以说在龙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一切美好的、恐怖的、善良的、邪恶的、无穷的、伟大的、飘渺的等等观念。天干无雨,人们祈祷它来降雨;天下大涝,人们诅咒它行雨无度。但总的来说,龙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是一种伟大、神秘、逍遥、美好的动物,虽然难免也有恶龙,但《柳毅传书》的故事更多是讴歌人性与“龙性”的美好,《西游记》中四海龙王的故事,更多传达的是“龙”的平常与美好的一面。何况普天之下,以“龙”为姓名的人,到处皆是,充分说明了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清朝统治者把龙作为新式铜元上唯一的装饰图案时,虽然主观考虑的是皇权象征,客观上也顺应了百姓的审美需求,从而使龙图铜元很快颁行天下,百姓乐用。清代龙图结合文字有近百种细节变化,最主要的也有数十种之多,虽然户部颁发过统一的格式形状要求,但各省造币厂的雕刻师们,却都根据“部颁”图案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与想象力,制造了大量生动活泼、姿态优美或威风凌凌的飞龙、坐龙、立龙变化图。这些各种各样的龙图,不但使简单的铜元显得生动可爱起来,而且还使消费者获得了审美愉悦,可以说是硬币铸造的一种新境界。这种硬币是世界各国硬币铸造史上绝不曾有的。尽管中国的铸币机器全部来自有上百年机制币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但在设计上,中国堪称世界一流,其灵巧的手艺、辗转腾挪的构思、生动活泼的表现、丰富多彩的形象,都是外国简单的人像纪念式硬币无法比拟的。当然,这些千变万化的龙图,也是和当时混乱不堪、中央政府缺乏有效控制力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现实,才使地方设置者有了发挥的余地,也才使今天的铜元收藏与研究具有厚实的基础。龙的铜元,龙的文化,龙的审美价值,是值得深入开拓的领域。


四,五行观念与铜元上的龙文化

清代铜元背面千变万化的龙图,既给了收藏者审美的愉悦,也给了不少专注于钱币文化研究的专家、藏家们一个开拓的空间。有专家提出,可不可以给所有这些变化多端的龙图一套文化的制服式“外衣”呢?比如说,把所有这些不同的龙图,按其本身大致的形态,划分为五大类,以传统文化中的“五行”观念相区别和统属,也就是分为“金龙、木龙、水龙、火龙、土龙”五大类型,这样的划分有助于普通爱好者更好地把握这些图案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化意蕴。这是一个新的话题,新的领域。笔者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抛开版式不讲,单独把龙图铜元中的一个要素提取出来加以分类和描述,对于宣传铜元文化、宣传收藏文化、宣传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龙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具体如何划分呢?以什么为标准呢?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笔者不揣简陋,愿作筚路蓝缕开山劈路之人,做对了,是对我热爱的铜元事业的一点贡献,做错了,是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借鉴和经验。总之这是对读者有利无害的事情,我唯尽心而已。

这个划分方法,大致是完整的,可以包含百分之九十九的龙图类型,从一文到三十文均可纳入系统之中。掌握这个系统,对于有意从事铜元文化礼品包装与馈赠的藏家、商家来说,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利于展开多方面的、不同文化国度之间的交流。毕竟普通龙图铜元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数量,可以提供作商业礼品开发利用与传统龙文化的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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