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概述

王天杨

宁波是我国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也是极其丰富。林士民、沈建国在 所著的《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指出：“以这条友好之路为纽带，从明州（宁波）港出 运大量货币，货币流通同世界各地区通商贸易同时展开，这为建立东方独立的货币体系作了准备。”所以很 多学者又把宁波称为“海上货币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宁波港自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们划着独木舟，勇敢 地朝着大海探索开始，历经汉、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和新中国，海外贸易经历了繁荣兴盛和海禁 移民的起起伏伏，却从未中断。在贸易过程中，贸易双方需要大量的货币来进行交易。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贸 易对于宁波和周边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影响巨大，货币是极其重要的载体和历史实物证据。特别是随 着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白银货币，促使了宁波钱庄的产生，而从宁波钱庄走出去的宁波帮人士，在晚清民国 时期的中国金融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金融乃“百业之首”，通常都以为山西票号“海内最富”。其实清末宁波帮的钱庄己经毫不逊色。镇海 郑氏十七房的郑世昌（1644 - 1728) “承父命外出经商”，康熙年间在北京东四大街开设“四恒银号”，历 久不衰，地位举足轻重。而在上海钱庄业，甬商也是一言九鼎。清末上海钱业界有九大家族，宁波人占其五, 即镇海方介堂家族、李也亭家族、叶澄衷家族，慈溪董耿轩家族，鄭县秦君安家族。辛亥革命期间，沪上钱 庄大批倒闭，第二年仅存24家，年底增至28家，资本110. 8万两，其中雨商11家、资本51. 4万两，所占 比重分别为39. 3%和46. 4%。而且，上海钱业公会理事长职，秦润卿担任了 18年之久。与此同时，宁波钱 商还卓有远识地看到，钱庄、票号、典当等旧式金融必将被银行、保险、证券、信神托投资等现代金融所取 代，乃审时度势，捷足先登。1897年，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现代银行一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其业务经营大权, 就是由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人掌控的。而中国证券业、保险业的开拓者，也是宁波帮。1905年，当国 人还分不清保险与保镖的差别之时，朱葆三己投人巨资，在上海开设华安水火保险公司。1920年虞洽卿、 盛不华、赵家艺等人组建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则为国人经营的第家证券业，年底分红每股2. 5元，平 均年利率达48%,令众商羡慕不己。1935年的全国银行年鉴显示当年全国共有银行134家，除了官办与 境外银行，其余102家商业储蓄和农工等专业银行，共拥有资本1751万两，其中同宁波籍人士有关的为48 家，资本5310万两，家数和资本分别占47 1%.人，在有价证务投资和银行兑换券的发行方面则分别占39%54. 这一连串的数字，雄辩地证明了宁波帮在中国金融业的地位，有南南那些需要巨额资金、有赖于金融支撑的 航运业、银楼业、进出口贸易、房地产业，也因此得到长足发展。

本文通过对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比较系统地梳理，尽可能全面地概述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货币，揭示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白银货币对宁波发展的影响，展示宁波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宁波帮人士在晚清民国时 期对于整个中国金融业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概述如下：

一、海上丝绸之路中宁波港出口的古钱币

宁波的海外航行与贸易约始于秦汉时期，到了唐朝，宁波的海外贸易更为发达。自唐文宗开成四年(839) 至唐昭宗天成四年(907)的70年间，日本商船停泊我国楚州、苏州、松江口、明州（宁波）、台州、温州、 福州、广州等十余个港口，其中以明州为最多[1]。日本著名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把782 年至1191年300年间的宁波民间的海外贸易作了统计中国商人李邻德、李延孝、李处人等商团由明州启程, 往来于日本达100多次，平均三年往返一次。他们带去大量的瓷器、经卷、佛像、书籍、药品、香料等货物 售给日本居民，又从日本贩回砂金、水银、锡等[2]。

往来于东海航路的宋朝民间商船，不但有明州附近的台州、温州而且还有福建的泉州。这些商船都要经 过明州办出国手续后再起航。据日本《朝野群载》卷_十记载的一份崇宁四年通判明州军州事勾管学事兼市 舶谢某发给泉州商帮纲首李充前去日本贸易的公凭记载船上装的除象眼肆拾匹，生絹拾匹，白绫贰拾匹外， 主要是瓷器，计瓷垸(碗)贰佰床，瓷碟壹佰床，床当-十件，共计瓷碗四千件，瓷碟_千件，其中就应有福 建的瓷器[3]。

宋代明州是对高丽、日本通商的主要口岸，港口贸易极为兴盛。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当时高丽输人 明州的货物名目有170多种，其中“细色”货物有银子、人参、红花、麝香、茯苓、蜡等70多种，“粗色” 货物有大布、小布、毛丝布、松子、釉、松花、栗、白术、甘草、姜黄等100多种。经明州输入高丽的物品， 一类是中国出产的物品，如丝织品、茶叶、瓷器、书籍等，一类是主产于东南亚、南亚等地，经宋商人转贩 的物品，如犀角、香药、象牙等，其中以丝织品和茶叶为大宗。繁荣的港口贸易不仅使当地政府的财政收人 大为增加，当地百姓亦获交易之利。《宝庆四明志》卷六《叙赋下•市舶》记载：明州知州胡矩曾说，本府 僻处海滨，全靠海舶住泊，有司资回税之利，居民有贸易之饶。在宋、明时期，日本更从中国大量运回铜钱， 作为日本流通的货币，对日本的日常生机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自唐代开始，历宋、元、明三朝，直至清代，中国古钱持续不断流向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 东部诸国，甚至到达欧洲和拉美，流播地域十分广阔。据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宋朝时，中国商人 “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到海外国家贸易。明代马欢《瀛涯胜览》说“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 代铜钱”。这些都被各国陆续出土发现中国古代钱币的实物所证实。日本是中国古钱流人最多的国家之一。 1930年，日本学者人田整二曾对日本出土的四十八批铜钱资料做过统计：在总数的554714枚铜钱中，中国 古钱有553802枚，占99. 8%。其中唐钱47299枚，占8. 54%;北宋钱456086枚，占82. 36%;南宋钱8065 枚，占1.46%;明钱40559枚，占7 32%;其他中国钱1793枚，占0.32%(昭和五年《考古学杂志》第二十卷 12号，刊载人田整三氏的调查报告）。1968年，日本北海道函馆市志海苔町一次出土窖藏(下限明洪武通宝 钱)古钱374436枚，除去因为锈蚀钱文不清者12901枚外，在总数为361535枚古钱中，日本钱只有15枚， 另外高丽钱31枚，安南钱22枚，而中国钱有361467枚，占99 98%。可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主 要使用的货币为中国钱。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A记载“凡大食、古暹、阁婆、占城、勃泥、麻逸、二佛齐诸蕃，并通 货易。以金银、铅锡、缗钱、杂色帛、瓷器、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啡、镔铁、玛瑙，车渠、水精、 蕃布、乌楠、苏木等物。”可知宋代钱币当时流通于其他许多国家。

1、北宋的“大观通宝”和南宋的“绍兴元宝”钱币

1978年8月，宁波市东渡城门口唐宋码头遗址的二号码头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北宋年间铸造的“大观通 宝”和南宋的“绍兴元宝”等钱币。

2、“太平通宝”、“至道元宝”“景德元宝”、“天禧通宝”等宋代钱币钱币

一号码头，也是最早的码头，与二号码头相距20米，离现奉化江岸90余米。码头成长条形，全部用条石 和块石筑成。在这座码头中出土了越窑、龙泉窑的瓷器碎片和小长方形砖以及“太平通宝”、“至道元宝”、 “景德元宝”、“天禧通宝”等钱币。

东渡城门口地处余姚江、奉化与甬江汇合的“三江口 ”西侧，这一带原为唐宋时代的国际海运码头，也是 相当繁荣的江厦国际市场。在此出土的宋代钱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

3、“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等元代钱币

唐宋以来，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崛起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明州逐渐代替登州成为中朝、中日海 上交通的主要港口。南宋定都临安后，“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藩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即明州）得受 而遣焉”。

元朝政府实行了比南宋王朝更加积极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虽然忽必烈两征日本均以失败告终，中曰官 方的往来近乎绝迹，然而民间贸易却异常繁荣。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取得江南之后，即于泉州、庆元 (宁波）、上海、澉浦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又先后于温州、杭州、广州设市舶司，总数达7处。大德 以后，集中到庆元、泉州、广州。元朝统治者不但允许外国人“往来互市，各取所欲”，还要求各市舶司“每 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中，庆元港作为元朝 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几乎包揽了对日本、朝鲜贸易，成为最为重要的贸易口岸，其主要航线为明州道。 每年五六月间，利用西南季风，从庆元出发北上，前往博多港；返程多在来年二四月间，乘东北季风南下。 大运河将国内各种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庆元，在此装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等地， 同时也把国外货物运回贩卖。新安沉船中发现了两件“使司帅府公用”铭文盘和一件“庆元”铭青铜权，权 身两面分刻“庆元”、“庚申年”，为新安沉船的始发港提供了参考依据。1978年，在宁波东门口码头遗址 发掘一艘古船，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等，与新安沉船中所见的瓷器品种组合相似， 也从侧面说明了新安沉船与庆元港的密切关系[4]。

“韩国出土铜钱最多当推元代，从庆元(宁波)港始发的东方最大贸易船，沉于韩国新安(木浦)海域，打 捞出土仅中国铜钱28吨18公斤，计64大类298种，最迟的铸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的“大元通宝”和“至 大通宝”。考古工作者根据新安沉船木牌上“至治二年”的墨迹以及标有“庆元路”字样的秤砣，认定此船 是在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左右，从庆元港出发前往日本的贸易商船，由于台风等原因，沉没在高丽的新 安外方海域[5]。

从庆元港（宁波）始发前往日本，沉没于韩国的新安沉船上的“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等元代钱币， 也无可争议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

二、宁波地区发现的外国古钱币

1、“和同开珍”“宽永通宝”等日本铜钱

流人我国的日本、朝鲜古钱币为数不少，流通范围广，各地时有发现，其中尤以沿海省份最为常见。日 本于和同元年(708)开铸的和同开环，是日本最早的钱币，2005年在宁波东钱湖陶公山山坡废墟上出土一团唐时古钱，其中有1枚“和同开珍”铜钱；贞观元年(859)铸造的“饶益神宝”，在日本非常稀少，2002年 在浙江杭州雷峰塔地宫中出土1枚。以上这些钱币的出土震惊日本，都是早年经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 [6]。

日本朝廷因国内需要又开始鼓铸“天正通宝”，尤其是从公元1626-1862年，长达200余年间鼓铸“宽 永通宝”。该钱楷书端秀，制作精良，迄今仍灿然而富韵致。至1670年，日本政府宣布禁止使用中国钱币。 自此，“宽永通宝”不仅本国流通，而且还向外输出。在中国宁波港,仅镇海港区内一地出土“宽永通宝”329 枚，大量出土事实表明已流通到中国的沿海港城[7]。2008年10月在宁波象山“小白礁I号”沉船中也发现 了日本的“宽永通宝”铜钱。

2、清乾隆年时期安南（越南）“景兴通宝”铜钱

2008年10月在宁波象山北渔山岛小白礁畔距海底24米处发现了一艘清代道光年间的木质沉船,这就是 后来蜚声中外的“小白礁I号”。历时六年之久的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情况显示“小白礁I号”是一艘沉没 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的远洋木质商船。船体残长约20. 35米，宽约785米，出水有龙骨、肋骨、船壳外 层板、隔舱板、铺舱板、桅座等船体构件共240余件,造船所用木材主要产自东南亚一带。经初步分析研宄， “小白礁I号”在船体构造上既具有典型的中国古代造船工艺的特征，也保留了一些国外的造船传统，可以说 是中外造船技术相互融合的难得的实物例证。“小白礁I号”共出水船载文物1060余件，有各种精美的瓷器， 名家制作的紫砂壶，标明商号的玉石印章，各种文房用品的商品，还有大清“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 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日本“宽永通宝”、越南“景兴通宝”、西班牙银币，以及宁波本 地特产的石板材等。这些“重见天日”的珍贵文物是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宁波持续辉 煌的有力见证。

景兴通宝铸于后黎朝显宗黎维褊景兴年间（1740-1777),时值清乾隆五至四十二年,为安南(越南)货币史 上流通时间最长、品种最多、数量最大的一种钱币。景兴通宝在长期的中越贸易及交往中不断流入我国[8]。

3、日本长年大宝铜钱

据《中国钱币》王宏福、徐君杰的《浙江鄞县发现日本长年大宝钱》的文章称：1996年浙江（宁波）鄞 县栎社在基建中出土了 10余公斤古钱币，大多数是开元钱。最早的钱币是蜀汉五铢钱，大量的是唐会昌开 元通宝钱。另外还拣出了一枚日本皇朝十钱之一的“长年大宝”。该钱生坑、小样，品相佳美，径19,穿 宽7,厚15毫米，重2. 3克。日本自八世纪初，元明天皇和铜元年(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仿效唐制试铸 “和同开宝”钱，至村上天皇天德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年)铸乾元大宝钱，共铸有十_种面文的钱 币，史称皇朝十一钱。鄞县栎社出土的古钱，其中鄞县属五代十国中的吴越政权，978年为北宋所统一。而 日本的长年大宝钱，始铸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流入中国需经数年后才有可能。而在这批钱币中，既 无一枚五代十国钱，也无一枚宋钱，据此推论，这批古钱的窖藏时间最早不超过九世纪50年代，最迟在五代 十国时期或北宋初年。

日本长年大宝钱流入中国，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随遗唐使来中国的学者、僧侣、工匠、商贾等人带入， 一是日本商人在海上或陆上贸易中，散落在中国商民之手[9]。在宁波发现的日本长年大宝钱是明州（宁波） 与日本进行海上贸易的重要见证。

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流入宁波的外国银币

许孟光的《宁波揽胜》记载：随着“朝贡”贸易的逐步衰落，海外各国到大明沿海的“私船”不断增加。 民间海外贸易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发展起来。虽然国家明令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但是宁波地区民间海上 非法走势贸易非常活跃，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呈现出另一种繁荣。浙人通蕃，皆自宁波定海(镇海)出洋。 宁波的双屿岛是有名的走私贸易基地，常有中外商人万余人，停靠船舶千余艘。双屿岛在宁波东南50公里处， 是舟山群岛的六横岛与佛渡岛之际的一个港湾，是海上交通的要道。嘉靖五年（1526年），福建邓獠招引葡萄 牙人到双屿交易，每年夏季来冬季去。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王直招诱日商来双屿进行走私贸易。这样 双屿就逐渐变成了外国走私贸易的据点。岛上居民3000人中，葡萄牙人1200人，余为西洋、南洋各地商人。 他们用金、银、胡椒、檀香、丁香等，换取大明的绸锻、湖丝、布、大米等返至海外，获取令人垂涎的暴利。 后双屿在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被浙江巡抚朱纨剿灭中。

另一方面，自隆庆元年(1567)始，中国的币制发生了巨大改变，明政府颁布的“银钱兼使”的法令，首次 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是合法货币，随之进人白银为主币、铜钱为辅币的时期。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的“一 条鞭法”，标志着明朝的田赋制度由实物税转人货币税，确立了白银主导货币的地位，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 用范围。这使得政府与民间对白银有了巨大需求，尽管政府禁海，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美洲白银最终还 是源源不断地输人中国。明史研究专家万明先生认为：1570-1644年间，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白银 大约有8000吨，除流人印度和奥斯曼外，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估计约有5000吨。从16世纪至17世纪， 全球经济形成了以中国产品与白银为中心的供需结构。每年春天，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载着白银横渡太平 洋来到马尼拉，差不多相同的季节，会有30-40艘中国帆船满载丝、棉、瓷器等驶向马尼拉，与西班牙商人 交易，然后包括其他亚洲国家在内的商品被运到欧洲消费。中国的白银本位将世界各地的经济连成了一个最 初的全球化模式，明代中国实际上己经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这种贸易在历史上被称为“丝银贸易”[10]。

在明清时期，中国货币制度复杂，各地标准不统一，钱、钞、银并用，商民不胜其烦。又因中国铜源不 足，无法铸造足够数量的铜钱满足日常流通的需要，而外国的银币成色重量稳定，使用方便，受人欢迎。“佛 洋”、“本洋”、“鹰洋”和“英洋”等外国银币曾广泛流通于宁波地区。《鄞县通志•食货志》记录的清 同治二年以前就有的宁波钱庄庄规中有两条记载：“一议、吾宁向行钱票，各庄以钱为出纳，外行亦以此为 归藏。今则取便于人，统归现货交易，银照公估，洋则或英或佛，听来人自便”，“同公由客站本两新公直 站现一议，英洋虽己行用，所畅通者，宁绍上海而己，故佛洋仍旧通用，然价目不同，应听来人，或英或佛， 收付交易，公平作价，毋得抬抑，以冀招徕”。根据这两条庄规可知：当时外国银元己经大重流人宁波，并己 在市上作为主要货币流通了。庄规中所说“佛”或“佛洋”，即是墨西哥造的西班牙银元。西班牙银元，有 很多版别，如“双柱”、“查理第二”“查理第四”等都是，我们后来统称它为“本洋”。因为这种银元，最先是由葡萄牙人带到中国来的。当时中国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人，因此，宁波人就称这种银元为“佛 洋”。葡萄牙曾于一五八0—一六四0年间合并于西班牙，他们把西班牙银元带到宁波来，可能就是从这一 时期开始的。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因此，外国银元可能自明万历年间开始陆续流到宁波来了。

后来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墨西哥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盛产白银，西班牙人就在那里大量铸造银 元。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812年墨西哥独立后，才停止铸造西班牙银元，改铸刻有“鹰”图案的墨西哥银 元。因此，在1821年以前，大量流入宁波的主要是西班牙银元，即宁波人所称的“佛洋”。1821年以后，佛洋停铸，改铸“鹰洋”，鹰洋随即流入宁波。因为当时在宁波的外商，以英国商人势力最大，宁波人也就 把“鹰洋”叫成“英洋”。

1、宁波人称“佛洋”、“本洋”的各种西班牙银币

西班牙银元在中国俗称本洋”。最早流入中国的西班牙银元是形制不规则的打制银块，但重量和成色适 当。其从菲利普二世时期（1556- 1598)便开始铸造。一直到17世纪初，进入中国的都是以十字盾徽为主 要特征的西班牙银元。这些“十字”银元最早由墨西哥和波多西铸造，菲利普三世后在西班牙本土也有铸造。 中国福建晋江、南安、漳州等地出土有不同时期的‘十字”银元。1732年，墨西哥造币厂开始用机器铸造 新式双柱银元，通常被称作地球双柱(或双球双柱），这种银元在乾隆年间己有流通。1772年开始，西班牙银 元始正面铸国王头像，背面仍用双柱图案。西班牙银元在乾隆后期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主要流通银元，道光、 咸丰年间作为正统银元流行于市，中国传统银两在外来银元面前处于劣势。西班牙银元的兴盛一直持续到 19世纪中期，在中国的银元市场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西属美洲的独立，西班牙银元在19世纪20年 代便陆续停止了铸造，加上鸦片贸易当中的本洋外流，渐为墨西哥银元所替代[11]。

2、墨西哥“鹰洋”银币

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在中国流通的西班牙银元逐渐被墨西哥银元所取代，墨西哥银元的成色好且稳定, 在清后期至民国的中国银元市场上，它是标准货币，流通范围极广。

3、英国“马剑”、“站人贸易银”等银币

英国贸易银元，俗称“站洋”。1895年，英国政府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的造币厂铸造了新贸易银元, 时英国政府为远东贸易（主要是东南亚和中国)而设计，1935年停铸。该币发行后最初流通于我国的粤、桂两 省，1900年以后开始在北方使用，特别在京津地区更为盛行，并逐步占领了我国自南到北的大部分地区，成 为套取中国白银的工具。

4、荷兰“大马剑”荷兰盾

荷兰盾，或称杜卡通(DUCAT0N)的银币，银元正面是骑马武土执剑形像，俗称“大马剑”，铸造于1659-1794 年间。明末清初开始流人我国台湾和东南沿海地区。

5、日本贸易银元

日本明治天皇上台后，为开展对外经济和商品贸易，新政府于明治_年(1870)开始铸造和推行贸易银 元，直至大正三年（1914)为止，历时45年。

除了以上提及的银元，还有其他很多的外国银元皆因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在宁波地区流通，自然属于宁 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

四、浙海关银锭等宁波关税货币

明州（宁波）的两浙路市舶司在南宋年间几经兴废，市舶司的职事由该路转运司接管，转运司又下设市 舶案[12]，管理海外藩国贸易之事，所以两浙路市舶案相关的银铤，是属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币。

1、两浙路转运司市舶案进奉淳祐七年天基圣节银五十两

为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征收税收，增加国家财政收人。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宁波正式设立浙海关, 行署在府治南董庙的西边，今中山西路鼓楼旁。康熙二十七年，清政府在定海设立分关外国商船可以在定海 验税。同年，在定海县城外头西新建红毛馆，作为外国商人及船只馆宿的地方。来自兰英吉利的西欧商船都 云集宁波，进行贸易[13]。

1861年1月9日浙海新关建立,在江北岸设立税务司，征收对外贸易税，俗称新关或洋关，原浙海大关称 浙海常关，在江东。英国人华为土被任命为第一任浙海关税务司。宁绍台道张景渠被任命为第一任浙海关监督。 从此，海关行政管理权、关税自主权和税款支配权逐步丧失。

浙海关作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管理机构，它的税锭自然是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货币。

2、源丰润票号钱币

源丰润票号的创始者慈溪人严信厚（1828-1906年），字筱舫。早年在宁波鼓楼前恒兴钱肆当学徒，后 被“红顶商人”胡雪岩赏识，推荐于“再造玄黄”的晚清重臣李鸿章。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后，保委严信厚为候补道，加知府衔，并委任严督销长芦盐务，署天津盐务帮办等职[14]。长芦盐场我国海 盐产量最大的盐场。这样的肥差给了严原始资本快速积累的机会。后在1886年取得引岸权，在天津东门自设 同德盐号，经营盐业，在亦官亦商的十余年里，积累了大量家财。在督销长芦盐务的同时，李鸿章多次派严 往来京、津、沪及粤、闽、浙诸省办理转运饷械、筹措赈款及措汇公帑等事宜。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尤其是 为了猎取厚利，严信厚创办了源丰润票号，总号设在上海，分号陆续设遍天津、北京及江南各省重要的城市 共十余处[16],盛极一时。后来，严信厚又以候补道的身份，被派为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 支事宜，并在1883年胡雪岩投资生丝生意失败，阜康钱庄倒闭之后，凭借李鸿章的关系，迅速接管了（上海) 江海关、（宁波）浙海关和（江西）闽海关的海关经费。

宁波帮人士严信厚创办的源丰润票号，是宁波钱庄中的佼佼者，又经理浙海关的海关经费，故源丰润票 号发行铸造的钱币，也应当纳入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之中。

五、宁波钱庄的庄票、银锭等货币

宁波钱庄业的兴起大约在16世纪中期的明朝。因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起，各种外国银元纷纷流人宁 波。外商到内地采购原料和倾销商品，需要把银元兑换成银两和制钱。之后随着深入内地业务的扩大，需要 利用钱庄巨大的人脉和资源网络，需要与钱庄关系密切的中间人，需要包括外商在内的各方都信任且乐于接 纳使用的钱庄票为纽带。另一方面，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后，工农业者缴纳赋税需要兑换成白银，官兵得 到俸饷的白银须兑换成铜钱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众多兑换庄、兑换摊贩在宁波应时而生。当时许多南北 货号、杂货店、土烟店等行业，也开始兼营货币兑换业务。在乾隆年间，宁波钱庄业有了进一步发展。1925 年忻江明《宁波钱业会馆碑记》称“今宁波钱肆通行之法，殆庶几矣.吾闻之故老，距今百年前，俗纤俭， 工废著，拥巨资才率起于商人。习踔远，营运遍诸路，钱重不可赍，有钱肆以为周转，钱肆必富厚者主之，气力 达于诸路。”宁波钱庄还因为能够吸引各种存款，及时提供小额的贷款,而且手续简便，全凭信用，深受商民 欢迎。

宁波钱庄的兴起和发展，皆因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所以与宁波钱庄相关的货币，都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 货币。

1、在宁波的钱庄发行的钱庄票、支票

1844年西历元旦，宁波正式对外开放。为了使中英贸易顺利开展，同时也为保证关税收人的及时、可靠 与安全，宁波地方政府指定宁波城内的久安(Kew-an)、源和(yuen-he)、久和(kew-ho)三家钱庄，负责收取英 商的税款。叶金铉负责久安，源和为钟光世，久和为郑瑞檀。这三个人不是钱业中人，是政府雇员，是由政府 指派负责收税并与钱业联络的接洽人(Governmentemploy) [15]。这三家钱庄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有记载的宁 波钱庄名称。其中久和的牌子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算起来有一百多年。

宁波有谚语“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指的是到宣统末年，宁波有大小同行六七十家[17]。36家大 同行大部分均集中在江厦街，因此江厦街又被称为钱行街。我们以平均每家大同行资产规模30万元来估算， 则江厦一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拥有的财富总量在1, 000万元，那么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存在条短促的街 道集中有如此多的财富的。当时的江厦街成是当之无愧的的中国的一个金融中心。

2、在宁波之外的宁波人的钱庄发行的钱庄票

宁波人早在清康熙乾隆年间就己经把钱庄开到了京城。据清代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记载：“四恒者，恒 兴、恒利、恒和和恒源，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己有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广。”四大恒是包括银号、 银楼、绸庄、典当在内的商业集团;每一恒有四家,如恒利慈溪罗江人所开,恒利银号由罗江惟善堂投资，恒 利银楼由罗江世彩堂投资,恒利典当由罗江浪墅钱氏桂堂设立。主要的创办人为邂浦郑氏家族。郑氏经商时间 之早、参与人数之众、绵延时间之长，在宁波帮中极为罕见。钱铺经营直至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抢掠京 城，“四恒”因发生火灾而歇业。据说当时，因“四恒”歇业关系京城数十万人财产生计,慈禧太后下令拨库银 100万两接济四恒。可见宁波人的四恒钱庄当时与清政府的密切关系及对市场的巨大的影响力。

宁波人在上海的钱庄发行的钱庄票就更多了。据《鄞县通志》记载，“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 国、南洋、欧美等地，财富日增，甬人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故有“无甬不成市”之美称。至清末，宁 波在沪经商谋生者己达40余万人。宁波钱业最显著的发展便是钱业集团化趋势，他们在多家钱庄进行投资， 形成系列的家族背景和家族色彩的联枝钱庄，如方家、李家、叶家，不过影响力大的还是在民国以后。最有影 响的钱业家族集团是那些活跃于上海的宁波帮人物，这些钱业家族同时也在宁波本土开设几家钱庄。陈存仁的 《白银时代生活史》描述了法币改革以前的上海众生百态。其中讲到“上海钱庄，宁波帮多”。当时上海共 有著名的钱业家族七家，分别是镇海李家、方家、叶家;苏州程家;慈溪董家;苏州洞庭山严家、万家。甬帮占 四家[18]。

《上海钱庄史料》归纳为十大家族集团，分别是镇海李家、方家、叶家，苏州程家、万家、严家,湖州许 家，慈溪董家，宁波秦家，叶许合资的“四大”，实际是九家，其中宁波帮亦占55%。

3、宁波钱庄铸造的各种银锭、银饼

清朝时期，浙江的关税银锭皆委托官方指定银炉或者钱庄铸造。在目前见到的实物中，宁波敦裕钱庄铸 造的银锭较为多见。

4、有宁波钱庄钢戳、墨戳等记号的银元

宁波钱庄自兴起之日起，就在进行制钱、银两和银元之间的兑换以牟利。对于各种钱币的鉴定和防伪， 钱庄有自己的独门秘籍。银元上的墨戳钢戳等就是钱庄的鉴定和防伪暗记，也是钱庄经受过的银元的免检证 明。

六、因抵御外国资本入侵而兴起的宁波帮银行的各种纸币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德、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用它们的过剩资本陆续在中国开 设银行。最早的是一八四五年英国在香港设立的丽如银行，同年在广州设立分行。到一八九七年通商银行成 立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银行已达二十家以上。外国资本在中国创办银行的目的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 殖民地和殖民地” [19]。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与国内金 融市场，并通过大量贷款，逐渐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成为它们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加紧资本输出，吸吮 中国人民脂膏的重要手段[20]。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自办银行的重要性。宁波帮人士在五口通商后，“领 风气之先”，充分发挥优势，兴办了诸多的银行，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兴起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称为买办。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 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等。买办集代理人、翻译、掮客和顾问于一身，早期买办的业务可能以“买”为主， 即帮外国人收购中国的大宗出口产品，如茶叶、生丝等;后来，洋货在中国逐渐打开市场，也有许多买办靠给 外国人推销洋货发财。自由贸易为宁波商帮发展创造了机会，宁波商人，尤其是从教会学校毕业的宁波学生， 凭借早期宁波帮建立的商业网，以及在资金调度、运输方面的经验和诚信的品质，甚至语言、习俗等方面的优 势，到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的宁波帮买办已经超过广东帮，占据首位。在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商帮 经营已经非常成熟。新式宁波商人以上海为基地，转型投资于航运业、金融业、工业等新兴领域，不久便涌现 出一批产业“大王”，积累了实力雄厚的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或者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人主 导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商业革命，并由此确立了自身在近代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宁波帮成为 中国第一大商帮。

鸦片战争起因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不平衡，五口通商后外资的入侵皆因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宁波帮 人士兴办的各类银行是为抵御外国资本的入侵，宁波帮银行发行纸币，无疑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的重要 组成部分。

1、宁波钱庄与宁波帮银行领用券

宁波帮银行需要宁波钱庄的网络人脉来推广它的纸币发行。宁波钱庄自身纸币没有发行权的情况下，通 过领用六成现金和四成抵押物的形式领用银行发行的纸币来获取更多的资金和业务。钱庄并没有随着银行的 兴起而消亡，两者互利互惠，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宁波钱庄与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等领用暗记券，是重要 的实物证据。

2、宁波帮银行纸币

中国第一家银行一中国通商银行的首任9位总董中，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都是宁波籍人士，华经理 也是余姚人陈笙郊。后来改组，更多的宁波籍人士加入其中。另据储建国先生出版的《宁波帮与中国近代银 行》一书的记载，宁波帮银行有170多家，其中发行过纸币的有好几十家。宁波帮银行数量众多的纸币（图 33)皆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

七、票面宁波景物源自外国人的铜版画的纸币

1、景物为宁波棉田的劝业银行纸币

劝业银行于1920年3月由宁波籍人士虞洽卿（镇海）、李云书（小港）、李思浩（慈溪）等人发起筹建， 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总行设在西河沿4号。1921年在宁波战船街设立宁波分行，于1930年6月停业[21]。

中华民国十七年劝业银行贰角纸币的票面正面景物为宁波棉田，实景是宁波慈城彭山塔。《宁波万顷棉 田》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国家 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600多人的使团以给乾隆祝寿（当时乾隆八十大寿己 过两年）为名，向大清帝国提出通商请求，其中就包括“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 经营商业”。马戛尔尼使团从南中国海一路沿着中国海岸线北上航行，并于1793年1月间选择在宁波和舟山 海域附近登陆。随马戛尔尼同行的，有一位大画家名叫威廉•亚历山大，毕业于英国的皇家美术学院。他在 旅途中对中国的山水、人物、建筑、礼俗、军队、交通等做了大量的素描和绘图。后来，英国著名画家、建 筑师协会创始人托马斯•阿罗姆参考了 19世纪初居住在广东的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的画稿，通过自己想象， 重新编绘了威廉•亚历山大的原稿，出版了《图说中华帝国》一书。宁波万顷棉田就来自于书中编号为434 的铜版画。

明清之际，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十分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明清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的主要地区。长 江流域的棉布出口到日本、印度和东南亚，欧洲商人称为“南京”。“南京”的成品布都印成蓝色，又称为 “南京蓝”。欧洲商人一直在寻找“南京蓝”的故乡。他们被限制在广州贸易，最大限度能进入的中国最北 方城市就是宁波。商人们无法进入松江府了解“万户机织，衣被天下”的胜景，只好退而求其次观察宁波规 模较小的纺织业。

直到18、19世纪，宁波才开始大量种植棉花，但种植面积比长江和华北平原小得多。宁波的地势是东、 西、南三面临山，北面是杭州湾，中间是一片平原。甬江、余姚江和奉化江从不同方向穿越宁波城。面向平 原的南部土地比较肥沃，适宜种植水稻，而北部平原靠海湾，多沙土，含盐碱，适宜种植棉花。整个宁波平 原上，杭州湾边的镇海、余姚是棉花的主要产地。近代通商口岸中，宁波和上海是一对竞争对手。宁波处中 国沿海的中部，原是明清以来传统的对外贸易城市，而上海本是江南地区的二三流的县城。到了清朝康雍乾 等年代以后，宁波面临来自上海的竞争。其实早在18世纪，上海的棉花种植就超过了宁波，棉布业在全国处 于领先地位。所谓“南京蓝”棉布，主要产自松江府。同时，乾隆年以后漕运转为海运，清朝从南方调拨的 粮食、物资都从上海起运，上海又代替宁波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运输和贸易港口。渐渐地，许多福建、广东 商人也在经营南北货。大豆、稻米、木材、海货等都转移到上海经营。这样，上海就超越宁波，宁波变成了 一个在上海阴影下的城市。西方商人曾经寄大希望于宁波，指望这个老牌的港口城市成为“北方的广州”。 但是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异军突起。宁波在种植、贸易、航运和产业方面，都无法和上海竞争。上海本地的 土布棉纺织业，在与洋布的不断竞争中，引进欧洲技术，发展成近代机器棉纺织业。地理格局的局限，使得 宁波无法与上海竞争。宁波被超越也有人为原因。开埠初年，宁波和上海执行了不同的政策。上海开辟了专 供外国人居住的“租界”，而宁波却指定了一个可以让外国人居住的特别区域，商人和侨民没有市政管理权。 这满足了传教士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的想法，却难以让商人满意。最终，商人在优渥的条件吸引下都跑去上海， 留下了传教士们。公元1855年，宁波22个说英语的人中，包括14名传教士（英国4人，美国10人），3 名领事馆人员，商人只有5个。资金、人才和企业外流至上海，后来连传教士也陆续搬到上海开设教堂、学 校、报馆、出版社。宁波，终于成为在华西方人的旧梦。

劝业银行的纸币不仅是宁波帮银行的纸币，票面的图景来自于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外国人想象中的宁波, 也蕴含着西方列强把宁波变成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的阴谋，最终又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变化而未能实现。

2、票面景物为镇海孔庙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纸币

汇丰银行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之一。票面景物选取的也是托马斯•阿罗姆的《图 说中华帝国》中的编号为18的镇海孔庙铜版画。

外资银行发行的纸币选用来自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宁波景物铜版画，外资银行本身进入中国也是因为海上 丝绸之路。为博取宁波当地民众的好感，更好地获取在华利益，可谓用心良苦。这样的纸币也无可争议地成 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

八、宁波银楼铸造的各种金徒

据《宁波金融志》第一卷记载：宁波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通商贸易口岸，各路商贾荟萃，交易频繁，金 银贵金属充斥市场,在对外通商中，金银又曾是主要输出入对象之一，鉴定成色、兑换加工等需要有相应的机 构，这就使银楼业成为宁波商人在各项商事活动中的一大内容。鸦片战争前后，各业收付以银元为本位，在全 市范围乃至辖属各县实行过帐制度。各路商贾携入的银两多向外抵偿货款和充作原材料打制饰物、器皿。为 银两流通所需要的炉房、公估局设置情况未能查考,但银铺(又称银作坊)设置甚广，相传后市巷一带曾鳞次栉 比，盛极一一时，其数有上百家之多，一般劳动者无力购买黄金饰品，在以铜、银作为货币材料的情况下，把使 用价值，价值储藏和美的储藏统一起来，而以铜为器皿，以银为饰品，银戒指、银耳环、银项圈、银锁片、银 钗、银镯等，在民间佩带甚为普遍。

宁波的金银饰品制造精良，雕刻精细，名扬四方,拥有广大市场，曾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深受人们欢迎。海 参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各地的广大顾客竞相购买宁波雕金。由宁波商人开设的银楼、金店曾遍及全 国主要都市和港口。由此可知宁波银楼的发展得益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宁波银楼的首饰又作为财富（金银 等贵金属本身的货币属性）和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参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各地。所以宁 波银楼铸造金锭，也是一种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

九、国际化的人民币

向海而生，依港而兴。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一次次在体制机制变革中奋勇当先，持续迸发生机活力。近 年来，宁波港完成了宁波舟山港一体化。截止2018年底，己经连续10年货物吞吐量全球第一、全球首破10 亿吨的宁波舟山港，已拥有各类航线共247条，其中干线120多条，牵系起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 港口，汇聚浩荡物流，践行着“港通天下，服务世界”的使命。如今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己经从计价货币提升 至结算货币。俄罗斯、尼日利亚、伊朗、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等原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使用人民币进行与中 国的双边贸易结算。人民币也随着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人民币必将成为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货币 之一。

结束语

了解了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货币，可知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始发港之一的历史地位，以宁波人“敢为 天下先”和“领风气之先”的优良传统，为宁波这座东方大港在新的历史时期，谱写更伟大的篇章！

注释：

[1][日]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

[2][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

[3]林士民，《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一明州》，海洋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69页。

[4]梁国庆，《新安沉船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30日4版。

[5]吴学军、周建平，《探询“新安沉船”的前世今生海外寻珍团”在韩国新安考察元代沉船》，宁波日报，2003-10-05。

[6]储建国，《宁波海上丝绸之路与东方货币圈研究》，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第281页。

[7]罗丰年，《从宁波地区发现的邻国钱币看宁波对外交往》，《宁波金融》，1988年第3期，第36页。

[8]王结华，《渔山遗珠一宁波象山“小白礁I号”出土文物精品图录宁波出版社，2015年10月第1版，第131页。

[9]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钱币》1996年第四期，总第55期，第42页。

[10] 黄文杰，《文•化宁波一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表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第65页。

[11]上海博物馆，《熠熠千年一中国货币史中的白银》，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第102页。

[12] 刘翔，《宋代银铤考》，文物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40页。

[13]胡丕阳乐承耀，《浙海关与近代宁波》，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第40页。

[14]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宁波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112页。

[15] 陈述曾，《上海商会创始人严信厚》，《上海总商会的宁波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第21页。

[16]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65页。

[17] 浙中行，《调查(二）：宁绍钱业之今昔观》，《中行月刊》，第7卷，第2期，1932年。

[18]陈存仁，《白银时代生活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8章。

[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6年11月第1版，第591页。

[2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第1页。

[21]储建国，《宁波帮与中国近代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