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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货币在处州龙泉青瓷“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交往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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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货币在处州龙泉青瓷“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交往中的作用


孙卫武


【内容摘要】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丽水古称处州,自古耕种养植、制瓷炼剑,金银采矿业发达,“海上丝绸 之路”贸易的兴盛直接推动丽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货币作为丝路经济的纽带,伴随着丽水“海上丝绸之路” 传播文化,特别是龙泉青瓷以其东方的青翠凝碧、温润含蓄之美征服了世界,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在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往中地位之高无以伦比,极大地推进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丽水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内陆重要起始地之一,通过瓷、絹、丝、钱、纸、茶、烟等地域特色产品源源不断向东亚、东南亚、南亚印 度洋周边各国,甚至输送到地中海沿岸以及更遥远的欧洲等地域,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研 宄古代货币在丽水“海上丝绸之路”交往中的历史价值,可以重新认识古代货币在丝路文化交往中的作用, 从而凝聚共识,在当前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一带一路”的战略决策下,传承历史脉络从而推陈出新, 为加快丽水跨越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关键词】货币靑瓷贸易文化交往作用


前 言

滔滔瓯江千帆影,绵绵山峦窑火明。丽水地处浙西南山区,自古农樵耕读,文化灿烂,距今四千多年的 好川文化摧燦夺目。丽水“自隋开皇九年(589)置处州”,有“瓯婺八闽通衢”之称,下辖十县,包括丽水(现 莲都),松阳、遂昌、景宁、云和、龙泉、庆元、青田、缙云、宣平(1958年撤消)。发源于处州庆元县百山 祖西北麓锅帽尖的瓯江为浙江境内第二大河,河流贯穿浙西南山区,流经丽水、青田、温州后汇入东海。干 流全长388公里,流域面积18028平方公里。瓯江自古航运业发达,沿江水运埠头林立,尤以丽水大港头最 为繁忙。

“货币的本质是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体” [《对马克思货币学说中若干问题的思考》.魏盛鸿.《金融科学》.1990年04期.P28;],货币在商品贸易中担 当重要角色,对活跃贸易,繁荣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直接促进了龙泉青瓷贸易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 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进程。古代货币在丽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往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丽水民间,银元、铜钱、铜板、纸币等货币还都有大量存在。从小就生活在瓯江支流松荫溪畔古市镇 的三妹娘,今年己80岁高龄,一生亲眼目睹和感受了瓯江航运的兴衰历史。在她的樟木箱里还保存着一些铜 钱、铜板和银元等古金属钱币,银元品种有大头(袁世凯头像)、小头银元(孙中山头像),1881年鹰洋(墨 西哥银元)等,铜钱和铜板以民清为主,在铜钱里述夹杂着唐、宋、明代的一些钱币,如开元通宝、崇宁通 宝、洪武通宝等,另外还有一枚日本“宽永通宝”,这些钱币为她母亲所传(俗称“传世品”)。在丽水地方民 间中,老人们都有在樟木箱底压存钱币,嫁女送奁、传世子孙的习俗。

1976年,在丽水莲都区丽阳门外黄泥山处的水电工程处工地发现一座古墓葬,出土铜钱433枚,其中 北宋钱共393枚,计25个年号59种钱文,南宋钱共4枚,计有3枚淳熙通宝、1枚嘉泰通宝,另外还有1 枚五株钱、35枚开元通宝,2枚乾元重宝;2008年6月,在缙云县壶镇李庄村大坟山的施工工地上,发现一 座南朝古墓,出土了货泉、五铢钱、金手镯、虎子和青瓷碗等,墓砖纹饰有钱币纹和羽人墓砖等;2013年, 在水阁街道余村村“柴塘”山上的一座南宋古墓葬里出土了上百枚铜钱,其中大部分为北宋“崇宁通宝”。 无论从民间留传、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等,都足以说明丽水地区古钱币在日常生产、生活和商贸中不可缺失, 在清以前以方孔圆钱为主,清、民时期,则以铜钱、铜元、银元和纸币为主。

研宄古代货币在丽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往中的作用,有助于深入了解和认识古代货币在丽水“海 上丝绸之路”文化交往中的脉络,从而能更加认清古代货币在丽水“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内在 价值。


一、丽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往中的古代货币种类

货币是商品经济自然发展的产物。中国最早的货币是商朝的贝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需求量越 来越大,海贝己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币的出现,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 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公元前二一 O年,秦始皇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中国古代钱币简说(二)》.金德平.《中国金融》.2000年09期.P57;], 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的半两钱。货币的统一,结束了中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币制的不断改革,铜、铁、金、银、纸等钱币形式相继出现,极大丰富了古代钱币的种类。 古代货币在丽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常见种类主要有银锭、银元、铜钱、铜板、纸币等。在丽水博 物馆藏中有3枚莲都区老竹畎岸村出土的民国时期使用的墨西哥鹰洋,说明在清、民时期,丽水地区一带就 有己经使用银元作为货物交易的媒介,此外,明清时期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还有英国的站洋、日本的龙番、西班牙的双柱银币等。

铜钱之形外圆内方,寓意“天圆地方,道在中央,周流四方”,体现了中华民族朴素的价值观和宇宙观, 其书法字体有篆、隶、楷、行、草等,精美的文化艺术在钱文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受到各国王室和百姓的喜 欢。在中国历史上使用了两千多年,各个朝代都铸有年号,直至清光绪年间机制铜币问世才退出它的历史舞 台。除了前述在丽水出土的钱币外,在丽水古玩商店和农村还经常能遇见外国古铜钱,这些钱币散夹在铜钱 当中,主要有日本的“宽永通宝”,朝鲜的“常平通宝”,安南(越南)的“光中通宝”、“明命通宝”、“景兴 通宝”、“绍丰通宝”、“建中通宝”等。安南钱最大的特点是质薄文拙,民间亦称“水漂钱”。

铜板,是铜元的俗称,清末至民国期间借鉴欧洲钱币设计风格采用机器生产的各种新式铜币的通称,是 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一种最直观的产物,铜元在中国流通的历史仅30多年。铜元数量浩繁、种类庞杂、版别 众多,在丽水民间留存数量巨大。

纸币,产生于北宋真宗年间(998-1022年),在四川成都出了一种纸券“交子”代替了铜钱的流通,此 后,纸币从民间走向了官制,至元十三年(1276年)统一了全国的纸币。民国时期为纸币发行巅峰,各色纸 币票券品种繁多,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财政危机严重,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最终退出了历 史的舞台。民国纸币发行量大,在民间还留存较多。

银锭。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前后,民间交易多用金银。《明史》记载,此时“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 钱,惟折官俸用钞”。成化以后,田赋、商税、盐钞、匠役以及言俸等项收支中,折银的范围日趋广泛, 银两逐渐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制度,规定“每库平纹银一两,合市价制钱一千文。” [《明代官俸制浅析》.王英.浙江文物网.2008年7月31曰;《水阁余村村的南宋古墓葬墓志铭出土》.《史学集刊》.2000年02期.P85;《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银荒”传染路径》.段艳.《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2年06期,P50;]银两是法定通货,不仅民间交易收藏使用,官府收纳地丁捐税也使用,由此形成银两制度。1934年宣布 废两改元后,银两不再使用。

银元。明万历年间起,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晚清又有官铸龙洋,在日常交易中使用甚广。1910年, 清政府曾颁布《币制则例》,规定国币单位为元,壹元银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九成,合银六钱四分八厘。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规定国币为银元,后开铸被称为“袁大头”的国币银圆。虽然“袁 大头”银圆发行后受到欢迎,但银两制依然存在[《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文化研究》.鲍展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09月.P30;] [《“江南第一矿” 一遂昌金矿探秘》.矿道网.2017年10月;]

除了上述古代钱币品种外,在丽水本地还有其它种类钱币,如锱币(一种锡、铅混合物),主要为商会、 商铺发行用于找零的代用币;竹条代用币,主要在一些茶饮小店独立使用,上面一般刻有商店的名称和代用 币值;还有一些吉语避邪厌胜钱(俗称“花钱”)等等不一而论。


二、“吹灰法”冶银工艺提升了丽水“海上丝绸之路”内陆起始点的地位

白银属于贵重稀有金属,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量的扩大逐步担当起货币角色,白银成为了东西方 诸国的结算货币,以银锭形式按份量计值。明嘉靖年间确立了 “一鞭法”赋税制度,穆宗隆庆年宣布“开关” 解除了明初以来实行的海禁政策,经济开始繁荣,巩固了银本位货币的地位^

上世纪60年代,在浙西南处州地区遂昌县发现了金矿,20世纪初又在该矿址发现了古矿洞开采群。浙 西南地区自春秋时期就是重要的矿冶产地,《越绝书》记载了当时越国的冶炼与铸造技术己相当先进,从近年 出土的铸剑研宄发现,当时古人已掌握了复合冶金技术和复杂的表面处理工艺,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越王鸠 浅自乍用剑”。遂昌金矿古代采矿遗址群的发现,再一次验证了古籍的记载。

在处州遂昌金矿的老矿区里,古代地下金矿遗址系统庞大,气势恢弘,矿巷层层叠叠,宽的巷道矿脉沿 着岩层走,窄的巷道穿过岩层,是探巷矿道通向另一个矿脉,古人称之谓“蛤蟆跳”。在遗址里,至今还遗存 着不少成椭圆形的光滑凹坑,深入岩层达40余厘米,经考古研究,这是唐代采用“烧爆法”开矿的痕迹,叫 “烧爆坑”。“烧爆法”开矿运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采取火烧水浇的办法使外层的矿石不断剥离。唐代金窟 “烧爆坑”的发现,说明唐代“烧爆法”开采岩石己广泛使用。岩石开采出来经选矿后,再采用“吹灰法” 冶炼工艺提取金、银。“吹灰法”冶炼工艺是一种古代金银共生分离和银铅分离出银的方法,主要是利用银铅 互培特性,通过木炭烧结使银溶于铅中,产生铅银合金,将合金投入灰炉中加变,铅变成氧化铅后被灰吸收, 吹去灰便可得到纯银。据初步估算,唐代遂昌金窟采掘量为黄金30万元、白银300万两[«]。“烧爆法”和“吹 灰法”冶炼工艺诠释和补充了《天工开物》典籍的不足,其冶炼工艺技术领先于世界,现代冶金工业直到1911 年才由德国人发明。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元丰年间,遂昌永丰银场是全国最大的白银产地之一。在遂昌金矿区域也发现有古代废弃冶炼场地遗址,该地现已改造为农田,但现场的冶炼场痕迹和大量冶炼后的矿渣依存。

在明代,处州府所辖诸县开采银矿规模甚大,各县设立“银官局”就是官府管理银场、督办银课的机构。 明成化处州府志纂修考:“如青田、遂昌、龙泉、云和、景宁等县,有银坑、铁冶多处,即矿产较丰之地。” 光绪年间编撰的《庆元县志•坑冶》中有这样的记载,“按旧志坑冶有十”,庆元县的淤上乡百丈崖山上, 有一处处洞窟,经浙江省勘探七大队的地质工程师叶土兴确认,为距今500多年前明成化年间银矿弃洞。朝 廷设局的目的是收取杂税徭役,从而造成“矿税之弊”,导致矿工穷困潦倒暴动时有发生。明代丽水县陈善恭、 庆元县叶宗留、邓茂七等矿工起事,都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牡丹亭》作者汤显祖曾担任遂昌县令,后离 职,也是因为无法处理开矿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这此写下《感事》诗一首:“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 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莲都区枫树湾村括苍古道上至今还保留有元明时期的银场坑洞和 冶银场址。1988年,云和县出土了一块明天顺二年(1458)银官局碑石更是直接证明了丽水当时采银业的兴 盛,其碑文曰:“普庵菩萨在此百无禁忌/钦差内官阮料在于/黄家畲坑管/采办煎销课/银官局/天顺贰年六月 内。”

日本人直到明代才经朝鲜辗转传入“吹灰法”冶炼工艺。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年),中国的“吹灰 法”精炼技术在日本应用之时,日本的银产量大幅提升,并开始出口以换取生丝等物品,开展“银丝贸易” [63】。银两在明朝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正式成为本位货币,这些从日本输入的白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明朝社会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自隋唐后,瓯江上游各县延至闽北地区,由括瓯水道、通济古道来往的漕船必在大港头汇集,由此转输 省城、京城和其他各地。大港头在历史上就是瓯江中游最重要的码头,素有“三江聚会,六邑要津”之称, 商贸运输出现了 “晓日大港头,连樯集万艘”的繁忙景象。明成化《处州府志》载每年本府贡:“茶牙三十二 斤、茯苓二百斤、松香四百斤,沥青三百斤、甜葶荔三十斤、蛇含石三斤、玉面狐二十只、锦鸡三十九只、 白鹇三十只、鹿皮三张、麂皮四百十五张、麖皮三张、羊皮六百二十张、花狸皮二十三张、弓二千张、箭一 万八千一百八十支、弦一万条、翎毛二十万七千根、历日黄白纸通三十万二千二百四十张;本府夏税麦六千 九百四十七石八斗三升级五勺、钞八千四十贯六百三十三文、秋粮赋米五万七千七百三石三升二合九勺、丝 三百二十一斤七两一钱一分、农桑绢二百七十二匹二丈一尺三寸、鱼课米一十八石三斗一升;商税酒醋等钞 四万二千三十五锭三贯四百六文、铜钱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五文、茶课等钞一万一千五十五锭二贯三百九十四[《漳州月港与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全毅/林裳.《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06期.P 109;《朝鲜使臣 的白银私贸及其对东亚贸易的影响》.刁书仁.《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11期.P 102;]文、铜钱一十一万五百六十五文,房地价等钞一千七百六十二锭四贯九百九十四文、铜钱一万七千六百二十 三文、窑冶等钞一万八千七百九十八锭二贯一百六十五文、铜钱十八万七千九百八十五文、银坑钞一千九十 五锭二贯六百二十文、铜钱一万九百五十五文,周岁闸办课银二万一千二百五十两[莲都区乡愁文化丛书《大港航头》.丽水市莲都区史志办.2016年6月.P20;]”。志载丽水贡赋货物 品种齐全,钱文银两记载丰富,官府管理有序,说明当时丽水航运发达,也可以说大港头是“海上丝绸之路” 货物集散中心的源头。经大港头装货集散转运的外贸货物,从这里装船堆栈,源源不断驶向大海远方。

漫步在丽水城丽阳门城墙脚,如果你用手轻抚城墙,仔细端详城墙青砖,还能依稀清楚的看见许多银锭 形状官监印记。丽水古城墙修建于宋末元初,己经有七八百年历史,比西安古城墙还要早一个朝代,明嘉靖 四十二年(1563年)对城墙进行了一次大的修缮,一直遗存至今。在丽水城内另一条酱园弄里处有一幢规模 宏大的清代老屋谭宅,其门楣青砖也是采用银键形状镶嵌工艺,意寓“金玉满堂”、“平平安安”之意。

金、银作为一种货币的流通和贮藏手段,一直被人们视为财富的象征,古今中外,还一直在传承延续。


三、海上考古研宂成果充分说明丽水是“海上丝绸之路”内陆重要起始地之一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往来,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丝绸、茶叶、瓷器等新兴大宗商 品,深得西方各国人民喜爱,中国一度成为国际贸易大国首列,古希腊罗马时代就称中国为“丝国”(seres), 后来用“瓷器”(china) —词来指代中国的美称。宋元时期,中国瓷器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大时代,期间,异 军突起的龙泉青瓷成为了绚烂瓷海当中最璀燦的一颗明珠。

宋元时期,是龙泉青瓷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两宋之际,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龙泉窑吸取了 南北青瓷的制瓷技艺,并在“民窑”和“官窑”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相互激荡中发展,成了中国历代青瓷工 艺发展的集大成者。“雨过天晴云破处,梅子流酸泛绿时”,粉青釉与梅子青釉的创烧,把中国青瓷艺术推向 极致。民国龙泉县长徐渊若在《哥窑与弟窑》中是这样描绘龙泉青瓷的青碧釉色:“至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 晚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如春。豆含荚于密叶,梅摘浸于晶瓶。或鸭卵新孵,或鱼鳞闪彩。洁比悬黎,光 不浮而镜净;美同垂棘,色常润而冰清。蕴之也久,而火气销;藏之也深,而光芒敛。”生动形象的展示了龙 泉青瓷温润如玉之釉色。

1976年,南朝鲜西南木浦港出土了一艘满载瓷器、铜钱等货物的元代沉船,沉船地点是在宋元时代中 国区高丽的“南路航线”附近。在那里打捞出瓷器17000多件,其中龙泉系青瓷达9639件,占总数的57. 4%稍多,白瓷达4813件,约占总数的28.69%,铜钱数百公斤等。在出土的金属器物中有一秤锤,上镌“庆元路” 三字,宁波府在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称“庆元路”。另有一件青瓷盘底刻“使司帅府公用”六字铭 文,经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研宄员冯先铭确认龙泉窑为“浙东道宣慰使司帅府”定烧之瓷[65]。这艘载有大量 龙泉青瓷和中国铜钱的商船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宋元至明代,中国龙泉青瓷、铜钱确己成为中日、中朝两国 民间贸易的主要物品,龙泉青瓷为当时宁波港外销的主要集散货物,充分说明丽水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内陆重要起始地之一。

明州(今宁波),两宋时就己是东海起航线最重要的海港,并取得两浙路市舶司的地位。除了与朝鲜、 日本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外,从明州(今宁波)起航的商船还会同温州、泉州航行于南海航线,包括占城(越 南)、真腊(柬埔寨)、真里富(泰国)、暹罗(当时称暹和罗斛,今泰国)、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阇婆(爪 哇)、麻逸(菲律宾),及至印度、阿拉伯的交往也相当频繁,输住这些国家的瓷器、铁鼎、丝绸、絹帛、茶 叶、铜钱等物品用来交易当地的土特产。1978年、1979年,文物部门对宁波东门口海运码头遗址(宋元市舶 司附近)进行了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碎片,数量大,品种丰富,其中龙泉青瓷 的器型中就有双层碗、莲瓣折沿盘、鬲式炉、葵口西、荷叶盖罐、菊瓣盘、鱼耳瓶、贯耳瓶等等,与新安海 沉船中的许多器物器型一致,这些瓷器碎片可能就是在水道运输过程中破碎而在装船出海前被弃于码头的。 2018年,宁波余姚巍星路窖藏考古出土了宋末元初完整可修复小件文物31件,其中龙泉青瓷凤尾尊1对、 双鱼洗1套3件,还有14440枚方孔古铜钱,据推测该窖藏品可能是从事海上贸易商人的日用物品。从近代 系列考古侧面证明,宋元时期明州(庆元)港是龙泉瓷器外销的重要始发港之一。

2017年9月,江苏省太仓市樊村泾元代遗址发掘提取瓷片总量达150余吨,“大元通宝”、“太平通 宝”等铜钱一组,其中95%为龙泉青瓷,这也是目前除龙泉窑址考古之外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 元代的太仓为中国东南外贸大港,素有“六国码头”之誉,不仅是朝廷海运漕粮的起点,也是国际贸易的重 要码头,至正二年(1342年),元廷还在致和塘岸、武陵桥北设置了“庆元等处市舶分司”管理海外贸易。 考古以实物证据生动再现了元代太仓港的繁荣,彰显了古代太仓在国家海漕体系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南澳,位于闽粤交界处,是广东省内最大也是唯一的海岛县,远在宋之时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东南 沿海一带的重要节点。明嘉靖二年(1523年)年浙江罢市舶司后,南澳海域一带走私猖獗,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因处州府松阳县知事罗拱辰抗倭有功,提任为潮州府任同知官职,在南澳监筑城堡防寇,史称“龙眼沙[《南朝鲜新安沉船及瓷器问题探讨》.冯先铭.《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03期.P 116;城”],这段历史在民国34年《南澳县志》卷八有载。城堡内有一古井,相传为宋端宗赵是撤离京城临安后南 退来到南澳时的饮水之井,今在其行宫内考古出土了青瓷、罐、砚台和一些宋元时代的铜钱。在南澳水域沿 线一带,1969年在珠海蚊洲岛海底元代沉船中出土了龙泉窑瓷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1987年,又在该水 域沿线一带发现一艘宋代“南海I号”,船上载有6万多件瓷器,还有铜镜、锡壶,铜钱、银锭、金戒指等, 其中龙泉窑器竝堆密度大占数不菲,铜钱上万枚,足以说明当时龙泉青瓷已批量出口。丽水“海上丝绸之路” 不仅开辟了东亚航线,还打通了东南亚、印度洋航线,驶向了更遥远的地中海和欧洲等地。

近百年来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在中国周边国家经过科学发掘出大量的中国古币,一方面中国货币源源不 断输向贸易各国,以“渡来钱”的方式走进日本社会,中国钱币成为当时国际的“硬通货”,《宋史•食货志》 记载:“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日本学者滕田亮策在帝国大学所编《史学论丛》中介绍:“在朝鲜 北部曾出土数量丰富的战国明刀和布币,其中仅1924年,在宁边南薪面都馆洞石室中一次发现百余枚明刀。 在渭源崇正面龙渊洞三次出土明刀1327枚(其中完整者51枚)” [《朝鲜发见四明刀钱t其遗迹》.[日本]藤田亮策.《史学论丛•京城帝国大学文学会论纂》第七辑.1938年;]。中国方孔古钱币在日本出土数量更加 丰富,据小田富士雄氏报告,元文五年(1740年),山口县宇部市小串村一次出土汉代“半两”钱20枚,“五 铢钱”105枚。[《海上丝绸之路与明州港》.盛观熙.《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S3期.P59;]”另一方面,在明中期后日本等国也开始移植技术自铸铜钱,并通过贸易大量输出。


四、中外“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住是双向的,处州龙泉青瓷起着主导作用

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经“丝绸之路”到中国东南沿海时曾暂住扬州,并把龙泉青 瓷介绍到欧洲,使欧洲各国名流大为惊叹。许多文献记录了西方对中国瓷器贸易情况,1610年,在《葡萄牙 王国记述》一书中赞美中国龙泉青瓷“是人们所发现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都更可 爱”。

中外海上交通地理名著《岛夷志略》,为元代民间大航海家汪大渊于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所著,《岛 夷志略》中关于瓷器外销地记录达44处,这些地方主要包括南洋、西亚以及非洲等,同时还提及钱钞金银 100多处,青瓷器30多处。其中,在“彭湖”、“无枝拔(马六甲)”、“麻里噜(马尼拉)”等7个段节分别记 载外销瓷器直接明确为“处州瓷器”、“青处器”、“处州瓷”、“处瓷”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无枝拔”章节 中是这样记载的:“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瓷器、瓦坛、铁鼎之属' 令人惊喜的是,2015年3月初, 在丽水南明湖底出土了一只元代“铁鼎”,冥冥之中穿越了 666年后又重现世间,历史总是那么的巧合直接印 证了著载之录。瓦坛也为丽水民窑特产,在云和、景宁、松阳、碧湖一带均盛产。

大明成祖永乐大帝朱棣于1402年登基,采用了“赉赐与贸易”并重的外交策略,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从 1405年起下令郑和、王景弘组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所运往各国的货物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以产品的独特 性见长于世,其中大量的瓷器出自处州龙泉窑。

十六世纪晚期,法国巴黎盛行洛可可艺术,就将龙泉青瓷比同舞剧《牧羊女亚司泰来》中男主人公身上 那件飘逸华丽碧青羽裳,取名celadon ( “雪拉同”“雪拉同”名称的由来,其实质就是龙泉青瓷通过“海 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往,其意义非同一般。1983年,松阳出土一只南宋粉青釉凤耳瓶稀 珍品,属国家一级甲等珍贵文物,足以说明龙泉青瓷烧制技艺的高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说:“从中 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 瓷的踪迹。”

中外“丝绸之路”贸易也带来了中外文化上的交流,一些外来文化也开始在丽水本地生根发芽。如果你 来到具有欧陆风情的青田县,就能时时处处感受到欧陆风情,品尝纯正的咖啡、雅饮浓郁的红酒,使用欧元 货币等等,百多年来丝路贸易带来的文化融洽直接亲肤接触。在丽水市区高井弄86号有一座清真寺建筑,是 回民从事伊斯兰教活动的场所,也是丝路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1986年,松阳延庆寺塔修缮时发现塔体砖铭 刻有“醇化五年(公元994年)六月中”的字样,足以证明此塔属北宋原物。据《松阳县志》记载:太平兴 国四年(公元979年),行达禅师奉旨西行,到中印度,得《大经论》八部舍利四十九粒以归。行达禅师历十 寒暑,得大经纶八部、舍利子49粒,受到朝廷嘉赐,为此发愿建塔,以藏舍利[《松阳延庆寺塔的建筑特色》.叶坚红•《文物世界》.2001年02期.P 53;],另在塔侧的一口古井中 出土了三枚唐宋古钱币。

民国20 (1931年)年10月,加拿大传教士 WillamC. McGrath(威廉•塞西尔•麦格拉思)远渡重洋,来 到处州,并被任命为传教区的长上(主管),民国21 (1932年)4月被任命为处州首位宗座监牧。1931年至 1941年在丽水生活工作期间,他一边传教,一边用手中的黑白相机记录着身边的点滴,并编纂了一书《The Dragon at Close Range》(《亲历龙国》)[《The Dragon at Close Range》•[加拿大]• WillamC. McGrath. 1935 年出版;]。摄影技术的传入,为丽水打开了另一扇世界文化之窗。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贸易活动的交往,还是文化传播的通道。“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给中国 带来了西方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传播宗教信仰的同时,积极输出西方文化和技术,成为“西学东渐”的传播 者。


五、和丽水有亲缘关系的“海上丝绸之路”货币擷汇

丽水地处大山腹地,在民间一直崇尚耕读。在丽水古代名望家族的家训当中“耕读文化”深入人心,几 乎每个家族在制定家规家训时,都会要求子孙重视耕种,以安其家,继而才能读书为官。“故传家之道,定 以耕读为本,秀者为士,朴者为农。”这是松阳潘姓家族的家训。两宋以来,处州儒学盛兴,人物百出甲于 一方,南宋楼钥撰《攻媿集》中有“括苍达官最盛”的说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从丽水走出了许多文人 达官贤士,同时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丽水虽未发现铸钱遗址或钱范,但一直盛产金银,上纳京库,极大地 丰富了古代丽水“海上丝绸之路”货币文化的内容,丽水也因此与丝路货币结下了许多亲缘。

1、“开元通宝”钱币。叶法善(616年-720年),字道元、太素、罗浮真人,栝州栝苍县(处州)人,占籍 为松阳卯山怀德里,乡贯栝州松阳。据史料记载叶法善“好古学文,十一诵诗书,十二学礼乐,研穷周易, 耽味老庄,河洛图纬,悉皆详览”。叶法善“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有双铜印遗世,俗称“天师印”,被奉 为驱魔之宝。印文一为“南阳开国”,一为“道经师宝”。叶法善在以“度人”出世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以“辅 国”入世,而且他以实实在在的辅国行为,为唐王朝做出了许多的贡献,比如,叶法善曾“力阻高宗服食丹 药”“以为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叶法善还帮助李隆基以宗室亲王的身份,发动羽林军铲除了韦、 武集团,消灭了专横的太平公主及窃据朝廷要害的党徒。叶法善积极为朝廷出谋划策,定庙号,改年号。玄 宗曾接受他的建议,改“先天”年号为“开元”年号(713年)。“开元通宝”是唐代第一种货币,也是发行量 最大,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由于其质量合理,通货控制得当,钱币做工比较精美,故深受百姓喜爱。“开元 通宝”己经成为大五帝钱的一部分,具有辟邪、旺财的功效。

2、“绍兴通宝”钱币。丽水莲都区林宅口村人林觉,字大任,号朝德,宋宣和三年(1121年)中进士, 绍兴八年(1138年),授连江知县,主持修建县学,将原两斋扩为富文、能信、移孝、怀忠四斋,后升任户 部侍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主持新铸精美的流通钱币,将原先的“元宝”改称“通宝”,并请宋高 宗御书“绍兴通宝”字样[《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邓小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3期.P 114;] [《南宋大钱中的御书钱“绍兴通宝”》.刘冠成.《收藏界》.2010年02期.P90;]。同年,林觉向朝廷建言将铸钱事务归并转运使司之弊,应委任各州的通判主管 铸钱事务。后代理户部尚书,建炎初,因病辞户部侍郎职。

3、“庆元通宝”钱币。2014年,在庆元县境内发现一座南宋时期夫妇合葬墓,主人为曾任工部、礼部、 吏部侍郎的胡紘及夫人,考古清理出土一批南宋时期浊厚釉青精品瓷器。胡纮(1137年-1204年),字应期, 处州庆元人,宋隆兴元年(1163年)举进士,深得朝廷大臣京镗器重。绍熙五年(1194年)由京镗荐监都进奏院, 迁司农寺主簿、秘书郎,后又升任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等职,庆元三年(1197年),因庆元离县治龙泉太远造 成殊多不便,民众请求建县,州县奏表于朝,胡纮亦具奏章极力支持,同年十一月,宁宗诏准,并以年号赐 “庆元”为县名,恩泽桑梓,世为传颂。由于他正直,敢于发表意见的人,参与了抨击以赵汝愚、朱熹为首 的道学派,借学术之争打击政敌,史称“庆元党禁”。

4、“洪武通宝”钱币。刘基(1311 -1375年),字伯温,处州青田县人,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文 学家,明朝开国元勋。刘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尽力保持国家的 安定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诸葛武侯,朱元璋多次称刘基为“吾之子房也。” [《略论朱熹与“庆元党禁”》.俞兆鹏.《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04期.P85;] [《刘基与朱元璋》.毕英春,胡一华.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刘基辅佐朱元璋成就大业, 于洪武元年起铸洪武钱,命京城工部宝源局及各省宝泉局铸行“洪武通宝”。朱元璋为避讳元朝的元字,把 所铸之钱文一律叫通宝,故又称通宝钱文。

5、“五株”钱。在丽水瓯江南岸沿南明山脚下的一条天井岭古道上,有一座单孔石梁桥,横跨在丽水南 明山脚大梁渠上,是古代丝绸之路货物运输的主要通道。清道光二十年《丽水县志》载:“旧为木桥,有一 僧人过桥落水,因而出得五铢钱一瓮于岸,以钱更为石桥焉。”五铢桥桥台块石砌筑,四层横直交错叠梁承 托桥面三块长石板。五铢钱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上有“五铢”二字故名,在全国以钱 名命桥名实属罕见。五铢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久的钱币。

6、银锭。近期,从各大拍卖行交易图录上陆续发现了两枚处州宣平县和遂昌县银锭。宋元时期马端临《皇 朝文献通考》载:“江南、浙江有元丝等银,湖广、江西有盐撒等银,山西有西槽及水丝等……”这里所说 的浙江元丝是一种碎银,圆形无铭文,是流通在江浙一带的主要商用小银锭。但从发现的实物来看,浙江不 仅有元丝银,还有五十两马蹄锭和咸丰年间铸造的七钱二分银饼,但存世稀少。目前发现的浙江银锭以圆型 的五两银锭为主,是浙江银锭中的主流品种。由于清政府对银锭的铸造是采用放任的政策,一般由民间的银 号、钱庄承担,长期的熔熔铸铸,幸存下来的浙江银锭存世较少。五两圆型银锭形制单一,变化不大,一般 在锭面上打有三个戳记,通常是由地名、纪年、银匠名或银号名组成,也有一些特殊的铭文,如浙海关、盐 饷等,是用关税和盐税所征的银两铸造而成的。加盖地名是为了说明银两的出处;纪年主要是用于写明上解 的时间,以免漏交;写明钱庄名是为了提高信誉,显示其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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