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

封泥是一种官印的印迹，为古代缄封简牍钤有印章以防私拆的信验物，其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

封泥的使用最早见于先秦文献，如《周礼》、《左传》中关于“玺之”、“玺书”等几处记载。但它的实物发现是近二百年的事。清道光二年1822年，四川农民挖山药时发现一批封泥，约百余。其中若干为当时著名学者龚自珍所得。吴荣光也得到6枚，1842年，他将其摹入《筠清馆金石》中，这是对封泥的最早著录。但时人并不明其用，误以为“汉世印范子”。后刘喜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下本注“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最早为封泥正名，并于咸丰二年1852年《长安获古编》摹入西安所得“东郡太守章”、“同心国丞”等封泥30枚。对封泥使用的系统透彻研究始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1913年，他帮助罗振玉辑成《齐鲁封泥集存》，对封泥的功用及价值的论述是十分精辟的。从此对封泥的编订与考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依古制，官吏去官，须将原官印上交销毁。故存世古官印绝大多数是为殉葬而仿制的明器。所以封泥作为官方郑重颁发或私家日常使用印章的遗蜕，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建咸阳宫，其中一处名章台，秦始皇曾在这里“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于是，中央各公卿机关、全国各郡县的奏章便向这里源源汇集。一本奏章就是一捆竹简，作为当时的一种保密措施，上奏官员要将竹简捆好，并糊上泥团，再在泥上钤上自己的玺印，然后放在火上烧烤，促其干硬。奏章被送到章台，值守吏要呈送秦始皇亲自验查，封泥完好，确未被奸人私拆偷阅，才敲掉泥封壳御览。

封泥的正面是印文，背面有绳迹，形状不定，大多是不规则圆形，少数呈方形。

由于施行封泥时，软泥入槽多少不一如正好填满方槽，封泥之用见于先秦文献，封泥制度亦见于两汉文献。

卫宏《旧汉仪》中有“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的记载。

封泥，又称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牍函封缄的凭证。卫宏《旧汉仪》中有“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的记载。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硬陶罐口部的封泥盒，封泥文字“軚侯家丞”。甘肃金塔县汉代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封存文书的封泥装置上的封泥盒，封泥文字“居延右尉”，是古人使用封泥形式的珍贵物证。我们见到的这一时期的印章几乎全是白文(阴文)，就是因为阴文钤于泥土变为阳文，易于辨识。封泥与古玺相表里，它可以说是秦汉印章在泥上的“印蜕”实物。隋唐以后，纸张的盛行，替代了简牍，印色取代了泥，封泥丧失了它的社会功能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封泥，不仅具有非同寻常的考古学术价值,更具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经学者考证，现存的秦汉印实物，多半是殉葬用的明器，并非那个时期的实用印章，它的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平都难以和实用印章相比，而封泥则是由官方正式颁发的玺印，或者私家常用的玺印钤出的。因此封泥上的印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印章艺术的实际情况，无疑它是古代印章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