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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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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盐法,大抵沿袭明代的制度而有所增减。内蒙古、新疆有许多地区产盐,而内地的十一个产盐区,对国家经济尤其有利。这十一个产盐区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西,曰甘肃。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所产食盐为海盐。四川、云南所产食盐为井盐。河东、陕甘所产食盐为池盐。


其生产方法,海盐系煎制而成或晒制而成,池盐都是晒制而成,井盐都是煎制而成。论质量和味道,则海盐最好,池盐和井盐次之。海盐之中,在滩上晒制的食盐最好,在木板上晒制的次之,煎制的又次之。论成本,则晒制的食盐成本最少,用芦草煎制的食盐次之,煤火煎制的食盐又次之,用木材煎制食盐则成本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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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食盐的收集、承运和销售办法有:官督官销、官运商销、商运商销、商运民销、民运民销、官督民销。其中只有官督商销推行广持续时间长。盐商分为两种,一为场商,主管收购食言;一为运商,主管贩运食盐。总揽一切的称为总商,主管散商交纳盐课的事务。


商人购买食盐,必须请盐运司发给支单,也称照单、限单、皮票,持此单据到盐场购盐。得到食盐后就贮存在官府管辖的地方,奉天称为仓,长芦称为坨(即露天盐堆)。没有经过检查的称为生盐,已经检查完毕的称为熟盐,熟盐才可以向外发售。两淮总栈开始由商人主管,以后改为官栈。四川将销往贵州、云南的食盐称为边岸,在本省以及湖北销售的称为计岸,在潼川州销售的称为潼岸。河东总岸设立于咸丰初年。其中行销陕西的,以三河口作为汇合地点。行销河南的,以会兴镇为汇合地点。山西则是蒲盐、解盐,在安邑、运城立岸,而泽州、潞州等处也设立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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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食盐销售地区除畅岸外还有滞地(盐商贩运食盐容易脱手的地区称为“畅岸”,容易发生积压的地区称为“滞地”),政府采用或者宽延期限、或者减少盐引、或者停止运输,或者用并引附销、统销、融销等办法进行调整。


盐引中有大引和小引之分,大引制度沿袭于明朝,大引购买食盐多的可以达到二千几百斤。小引制度将明朝通行的盐引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十。有正引、改引、余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浙江在纲引外,又有肩引、住引。盐引和盐票有区别,盐引商人有专卖食盐的地域,称为“引地”。这是盐商最初花费巨资所购买,并世代继承,称为“引窝”。后来有的盐商将盐引卖给承运者,买单称为“窝单”,价格称为“窝价”。而盐票没有固定的专卖区域,却有一定的价格规定。在道光、咸丰年间,两淮地区每张盐票仅为五百两白银,之后官商竞买,至光绪年间,每张高达一万两白银以上。另外盐引根据引地广狭大小确定出售价格,而盐票如在同一地区销售食盐,价格相同。嘉庆以前,盐引多盐票少,之后则盐引少盐票多,这也是时局变化而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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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税分为两类:一为场课,一为引课。场课有滩课、灶课、锅课、井课之分。引课有正课、包课、杂课之分。


在长芦地区盐务,自顺治初年,只征收盐课二十万二千多两。康熙时期,又增加盐课和盐引,于是达到四十二万六千多两。乾隆以来征收正税与杂税总共七十多万两,乾隆后期,因逐年无法完成盐课上缴,众多官员被革职,于是众盐商公议,除了完纳盐课外,每引捐银二钱,以备弥补,称为“参课”。嘉庆十四年,治理南河,每斤盐加价二文,称为河工加价。道光年间,历年盐价都有所增加,官盐价格较贵,私盐贩卖兴起,至道光二十八年,盐引停滞不销,于是盐价每斤减少制钱二文,每引重量增加一百五十斤,安抚盐商。道光末年,盐课数额愈加沉重,亏欠盐课增多,于是又增加“悬岸课”,每引交银四分,但是仍然不足。


在奉天地区盐务,由纳税改为发行盐引,自康熙年间停止,没有缴纳盐课的时间长达一百七十余年。同治六年,将军都兴阿奏请实行榷厘法,每一榷盐征收一千文东钱,作为本地军需。光绪三年,将军崇厚奏请增加为二千四百文,光绪八年,将军崇绮又奏请再增加二千四百文,称为“四八盐厘”,作为练兵之款。光绪十七年,户部筹措饷银又增加二千四百文,称为“二四盐厘”,这时上交户部之款。光绪二十四年,将军依克唐阿又增加一千二百文,称为“一二盐厘”,这是兴办学校之款。上述三项银款总称为“八四盐厘”。光绪三十二年,将军赵尔巽请求在奉天设立官盐总局,吉林、黑龙江设立分局,听任盐商纳税到盐滩运销。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设立行省,总都徐世昌又改官盐总局为东三省盐务总局,于是吉林、黑龙江开始实行官运。奉天盐场起初征收课银二十四万或者四十万两不等,等到赵尔巽任东三省总都时,征收盐课达到一百万两,其后达到一百四十万两。



在山东地区盐务,乾隆以来征收的盐引盐票正课税收为白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多两,杂款共计十万一千八百余两。嘉庆十四年,大规模治理黄河,每斤食盐加价二文,十七年,有讨论每斤加价一文,一半归盐商,一半弥补盐商亏欠。道光五年,整修围堰每斤盐加价二文。当时银价日益昂贵,盐商亏损严重,临朐等九个州县的票商不能运营后,改为官运。道光十七年,盐务归巡抚管理,加价二文,二十七年,盐引地区加价二文,盐票地区加价一文。第二年,各口岸盐引积压,商人新旧盐税积欠达八百多万两,道光十五年以后所欠的正杂课税又有九十多万两,十九年以后积欠的白银达八十多万两,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的盐税还没有上报。于是皇上准奏将两年应该上报的盐税免其造册上报,盐引停止运销,积欠的盐税停止征收。自道光二十九年开始,改为先缴纳盐税再购买食盐,无论官运商运每引增加七十斤,帑息每引减少一钱,道光十八年每斤加价二文减少为一文,以方便百姓食盐。



在两淮地区盐务,咸丰三年因为长江运路受阻,淮南盐没有盐商收购,私人贩卖成风,户部决定命令在盐场征收盐税。当时湖广总督、江西巡抚因为两淮盐引无法到达,奏请借运四川、广东两省的盐分别在太湖南北地区销售,江西则用福建、浙江、广东的盐。户部商议决定官府借运变为官运,四川、广东之盐进入湖北,商民均允许贩卖,选择地方堵住关隘抽取厘税,缴税后便給照放行。淮北食盐被军营提取充作军饷后,遂被军人垄断,其中私自夹带弊端严重。同治三年,令两江总督曾国藩整顿,并将所提出的改革建议全部采纳,并加以推行。曾国藩设立总栈和督销局,主张整船销卖,一是为了保护食盐场价,一是为了保护食盐售价。不久,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继任两江总督后,将认领的盐引之事归属督销局,使盐商售出前档食盐后,可以立即接售后档的盐引,这个办法最初实行于淮南,以后淮北也开始实行。光绪八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奏请增加盐引,淮北增加十六万、淮南鄂岸十一万、湘岸四万、皖岸四万两千。户部商议后同意增加,但是鄂岸仅增加三万、湘岸一万、皖岸一万七千多引。到曾国荃出任两江总督后,又将淮北增加的盐引奏请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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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地区盐务,自道光元年裁撤巡盐御史后,以巡抚帅承瀛兼管盐政。道光六年,销运食盐的数量达到额定运输的数量,库存白银达一百二十八万两。自道光七年到十年又出现短销,库存白银仅有十一万两,这是由于巡抚程含章奏请提高余盐价格,盐贵引起滞销所致。道光二十九年,再次出现短销,仅销售五六成。于是奏请将各地停歇的盐场招盐商承办,并酌情增加食盐产量。


在福建地区盐务,乾隆时期,福建西路的延平、建宁、邵武三府所管辖的十五个州县,东路福宁府所管辖的五个州县,南路的闽、侯二县的食盐,都归商办,称为“商帮”。南路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所管辖的二十一个厅州县的食盐,都归官办,称为“官帮”,也称为“县澳官帮”,承包给商人办理,称为“朴户”。以后均匀配给西路的各盐商代销,于是有了“代额”之称。嘉庆初年,推行带征与减引法,不久革除代额,盐商相继倒闭。道光元年,听任海船装运食盐,私相买卖称为“便海”,流弊更多。乾隆至嘉庆年间,盐商亏损日益严重,盐法变坏。同治四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奏请改为票运,用盐道票代替盐引,称为“贩单”。并裁剪杂课,令正课一两加收耗银一钱,在领取盐票时交纳。另外抽取盐厘五钱,在各销售地设局抽收。总计西路每引征收白银四两五钱多一点,东、南路每引征收四钱四分多一点,因西路盐税沉重,奏请每征收一两盐课减免所征收的盐厘四钱。这一年征收盐课盐耗盐厘白银共四十多万两,附带征收以前所欠盐课十九多万两,即以四十万两定为正额。这个办法推行了数年,盐商欢喜,私人贩卖食盐的情况逐渐消失。


在广东地区盐务,所办理的羡银很多。粤盐到达广西省后,每包盐多出十多斤,以后又增加购买余盐一万包,发往盐埠运销,按照九折较羡,称为“秤头盐羡”,约有二万七千多两;庆远等五府苗族居住地区食盐没有引额,都是捆运余盐,交于附近盐埠代销,称为“土司盐羡”,约有五千多两;海船运输食盐,灶户要补给船户损耗,运到交官之后所余者由政府代为收买,发给盐商运销,称为“花红盐羡”,约有四千多两。道光二十四年以后,战争发生,广西的淮盐没有销路,而广东盐课还能征收到十之八九。


在四川地区盐务,开始以潼川府的射洪、蓬溪产盐最为旺盛,嘉定府的犍为、乐山、荣县,叙川府的富顺次之。以后,射洪、蓬溪产盐反而不如犍为、乐山、富顺、荣县。乾隆四十九年,各处盐井衰落歇业,当时担任盐茶道的官员林俊,允许百姓开凿盐井,不增加盐税,四川食盐才又开始兴旺起来。只有潼川费用高昂,致使亏欠盐税银七万两。这才讨论与犍为盐商合作办理盐行,以十二年为限,持续合作了三次。期满后,盐厂食盐产量愈加减少,每年仅能完成正课,羡截银无法完纳。“羡”即羡余银。所谓“截”,指截角银,是在缴课截脚时缴纳的银两。当时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射洪、盐亭、平武、江油等三十一个州县,因为食盐滞销,盐商倒闭,盐岸不实,百姓在附近盐场购买食盐,正杂课银都归入地丁摊派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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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食盐起初以云南、贵州作为边岸,分别为滇岸和黔岸,而黔岸又分为四路,由永宁往下称为“永岸”,由合江运抵贵州的仁怀称为“仁岸”,由涪州往下称为“涪岸”,由綦江往下称为“綦岸”。在本省及湖北销售的称为“计岸”,潼川州销售的称为“潼岸”。河东总岸设立于咸丰初年,其中行销陕西的,以三河口作为汇合地点。行销河南的,以会兴镇作为汇合地点。山西则是蒲盐、解盐,在安邑、运城立岸,而泽州、潞州等处也都设立分岸。光绪初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规定官运商销,先从黔岸做起,筹划了十五条章程,在泸州设立总局,四个口岸分别设立分局,任命道员唐炯为督办。其后唐炯接办岸,川盐行销云南,只有昭通、东川两府设立张窝、南广两局,称为“大滇边”、“小滇边”。




在云南地区盐务,在改革章程以后,私盐特别多,各个盐井经常出现缺额。云南东北地区食用四川盐,东南地区食用广东盐,很难如期缴纳盐税。道光六年,总督赵慎畛奏请根据稽查盐井产盐多少,确定行销地点。御史廖敦行又奏称划分地区行销食盐,不如在大盐井周围广泛寻找小盐井,又称子井。皇帝命令新任总督阮元试行这一办法。其后各大盐井造淹废弃,依赖子井食盐加以调剂补充,云南盐务才又得到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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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东地区盐务,自嘉庆十四年大规模修治黄河,每斤加价一文,比乾隆时期的盐课数额已增加到十六万多两。嘉庆十七年加入吉兰泰盐池活引的盐税,又增加了六万多两。河东盐向来侵蚀淮盐销售地区,至道光十一年,淮北改行票盐,反而又侵入河东销售地区,河东盐商受困。于是将活引减少一半,河工加价盐减少二成,由招商变为指定签伤,盐商不胜其苦,纷纷破产。咸丰二年,命令户部侍郎王庆云前往调查后,决定留商行票,分别设立总岸,发给盐贩行销,裁革州县陋规银二十七万多两,以及运城商厅所摊派公费七万多两,酌情增加每引食盐的斤数,总计每引食盐成本仅为一两六钱,盐商高兴,愿意将活引的一半以及加价的二成完纳。不久,九十多家殷实的盐商因为军事所需,共捐白银三百万两,朝廷发给他们永远免除充当签商的执照,改为民运民销。


陕西花马池盐课,向来由布政使征收。到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因为在西部边陲用兵,改盐课为盐厘,在定边设局抽收盐厘,称为“花定盐厘”,于是陕西盐利归于甘肃省。


蒙古地区的食盐向来归藩部管理,其中在陕西、甘肃销售的,以阿拉善旗吉兰泰池盐为主,俗称“红盐”,道光以前,听任百姓运销。咸丰八年,开始招商承运,每一百斤征收八两白银。同治年间,遭遇回民暴乱,盐商盐课拖欠,左宗棠改盐课为盐厘,每斤食盐加收制钱五文。嘉庆初年,阿拉善王献出吉兰泰盐池,由官府招商办理运销,将长城口外各厅,大同、朔平二府,及太原、汾州等管辖的地区,向来食土盐的各个州县,划为吉兰泰池盐销售区,嘉庆十七年废除。凡进入长城口内的食盐,在杀虎口征收盐税,每斤缴纳一分五厘。蒙古盐除吉兰泰池盐外,还有三种:鄂尔多斯旗盐;苏尼特旗盐,俗称“白盐”;乌珠穆沁旗盐,俗称“青盐”。


新疆地区的食盐向来由百姓运销,光绪三十四年以后,开始对精河盐池征税一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征收五千一百两,鄯善征收二千四百两,其余的盐池不征盐税。


至于政府在食盐方面的收入,道光年间以前,只有盐课(盐正税)。道光皇帝将盐法改为票盐法,由运司刷印三联票,一留为票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合银六钱四分,加以诸杂费,为一两八钱八分。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场买盐,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请领。于各场适中地立局厂,以便灶户交盐,民贩纳税。道光十三年,乃一律改票,复依原额引征一两五分一厘,加上其他费用,定银二两五分一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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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盐法的实行,改变了原来盐引被盐商垄断的局面,以票代引,只要纳税,允许领票经销,降低盐价,促进了食盐的销售,销量加大,同时增加了盐税的收入,在盐税制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到咸丰年间,国家用兵,为筹措军饷,开始征收盐厘。盐厘分为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三》曰:“若夫岁入,道光以前,惟有盐课。及咸丰军兴,复创盐厘。”盐厘,创始于两淮南北,数额沉重,自曾国藩整顿盐政以后才稍有减少。咸丰五年,规定对花盐每引一万斤抽取盐厘银八两,后因商贩私自将一引盐增至一万七千斤,四川总督骆秉章凑请根据所增加的斤数,每引加抽盐厘银十七两,合计每引盐正厘银达二十五两,此后,各省都加抽盐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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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初年,发行盐引一百七十万引,征收课税银五十六万两,其后统一全国,盐引发行量逐渐增加,而盐课税收也日益增多。乾隆十八年,总计征收课税银七百零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嘉庆五年,为六百零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两;道光二十七年,为七百五十万二千五百七十九两;光绪末年,盐课和盐厘税收共计二千四百万两;宣统三年,度支部预算,盐课岁入大约为四千五百万两。


到了清朝末年,盐税增加,盐税收入竟与田赋国税相当,盐税成为支撑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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