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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厘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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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天平天国”起义,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便攻占汉阳、南京等南方重镇。起义爆发后,赋税征调不及时,不得不借助民力。征收税粮一两,加派差银数倍不等,事变平定以后,差徭繁重如故,钱粮或有减免缓征,而差银则在歉收年份照常征收。




咸丰镇压太平天国之际,英、法两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再次发动对华侵略,咸丰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由天津登陆,逼近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避难。不久联军攻入北京,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遭遇浩劫,被洗劫一空,古籍文献、金银财宝、艺术珍品损失不计其数,并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共赔偿白银两千七百万两,而俄国趁火打劫,侵吞北方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从此进入半殖民地社会。



咸丰皇帝从继位后,国家动荡,各地起义不断,直至同治三年才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国库白银入不敷出。《清史稿》记载,咸丰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诚治军扬州,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厘捐,厘金抽捐,创始于扬州一隅之地,后逐渐推行至全国。同年,苏州、常州沦陷,丁粮、漕粮没有征收上来,于是朝廷在上海设立厘局,接济国库之资,又设立江厘捐,归大营粮台经营管理。咸丰五年,江西设立了六十五局卡,湖北设立了四百八十余局卡,湖南亦设立了城内外总分各局,江苏扬、常、镇各府属添设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营、荷花池五个局。御史宗稷辰言:“大江南北设卡过多,收捐太杂。”朝廷下令酌量裁并。



咸丰六年,吉林、盛京抽收商货及粮石捐,值百取一,吉林也这样抽收,乌鲁木齐之吐鲁番也抽收棉花厘金。七年,设置湖北厘金总局。八年,规定河南省的厘捐除水烟、药材、茶叶外,其余货物一概不抽收厘金,并裁撤陕州、荆子关及沿河各局卡。同年福建、广西均设局卡,抽收货厘。九年,登州、莱州、青州三府属海口设局抽厘。山西设立筹饷局,收取行商药税及百货厘捐,于各隘口设立七个总卡及各分卡。十年,因为张家口办理厘金做法不当,激成事变,各文武各员都受到严厉谴责。两江总督曾国籓以湘军援鄂为由,奏请于长沙设立东征局,每收复一地,即酌情添设局卡,以接济军饷。所有货物都在本省所抽取厘金之外,再加抽半厘,皇帝答应了曾国藩的奏请。当时江北八里铺及广东韶关、肇庆府都设置局卡抽收厘金。十一年,将山西行商药厘改为为税课。安徽抽收厘金,设立正卡,省局所管辖有四处,皖南及淮北局所辖各三个,并设立五十九分卡分巡。贵州也在四川、两湖邻近地区设立货厘局。当时各省厘局设立过多,皇帝担心给商民带来负担,命令除各省主要交通要道外,其余的局卡一律裁撤。



厘金,中国自清代至中华民国初年征收的一种值百抽一的商业税,税率为1厘,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创行于咸丰三年,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开始按照田亩丁银抽捐,根据多寡,每亩起捐三十文不等,后对各行业及商铺,一律照捐抽厘,遍及百货。



各省并专门设立厘金局,有捐厘局(淞沪)、厘捐局(金陵、天津)、牙厘局(苏州、浙江、安徽、江西、云南、湖北)、厘金盐茶局(湖南)、厘金局(广西、山东、甘肃、四川、贵州)、税厘局(福建)、厘税局(陕西、河南)、筹饷局(山西)。总局之下,设立各局卡,各通商要道设正局或正卡,管理抽厘,以便收取,到同治初年,通行全国。课税对象甚广,各省厘局设立繁多,税率也不一致,虽朝廷担心有累伤民,多次下令裁撤,但是全国财政吃紧,裁并效果甚微。



厘金创始之初,本是一种为支应军饷临时筹款的方法,随着全国的推行,逐渐演变为官府敛财的一种途径。咸丰三年,厘金的征收,增加了百姓和商业的负担,其各地官吏以此为名滥收无度,地方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税收制度,除一定数额上缴朝廷外,其余部分入各地府库,甚至中饱私囊,由此是货俱征,危害伤民史无前例。同治、光绪年间虽有臣工整顿厘金革除弊处的奏请,但是一直没有彻底废除,直至民国二十年,由国民政府废除。



咸丰十一年,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咸丰帝病逝于热河避暑山庄的行殿寝宫内,年仅六岁的载淳即位,年号“祺祥”。两宫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和钮祜禄氏与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将八名顾命辅政大臣处死或流放,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叶赫那拉氏为同治皇帝生母,即慈禧太后。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使清朝政府认识到西洋科技的先进,奕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臣开始学习西方技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展开自强救国策略,又称“洋务运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清朝与各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包括对外贸易、边疆防务、海军建设、矿产开采等,另外在上海、南京等地兴建军工厂,制造轮船、洋枪、洋炮、火药等军用器械,开办外国语学院,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出美国留学,洋务运动使清朝国力暂时得到恢复和增强,文武齐心合力,国家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



《清史稿》记载,同治元年,因为以广东官绅办理厘捐时营私舞弊,特命三品京堂晏端书驻扎韶关,督办广东厘金。四川总督骆秉章亦以粤省厘捐积弊为言。皇帝告诫端书以:“厘捐原出于不得已,总期有益军饷。无戾民情”。御史丁绍周言:“厘捐各委员徒事中饱,民怨沸腾。”命令裁革各委员,统归地方官管理。至于通都大邑厘捐事务繁杂,命令派道府等官办理,并照部章分晰开载,榜示通衢。当年设江宁大胜关厘卡。河南禹州、陕州及河内县、清化镇均设药材厘金分局,禹州还抽收百货厘金。移设衢州府牙厘总局于浙江省城。除杭州、金华、严州三府外,其余八府均设分局分卡。设周口、三河尖两个厘税局。



自咸丰三年征收厘金税开始,百姓负担沉重,至同治时期,不断有官员上奏言明厘金之害,但是朝廷财政紧张,只能征收于民,保证国家的基本运转,所以将厘金税收加强管理,另外各省又增加了几处分局,可见同治时期厘金税收已然成为国家的正税。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曰:“同治二年,两江总督曾国籓疏,略言:江西自咸丰九年,制定章程区分茶厘和茶捐。每一百斤茶除去在境内抽厘银二钱,出境时又抽一钱五分外,向来对产茶及设立茶庄处所鼓励办茶捐,每一百斤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填写收据,准许按照筹划饷银的事例汇齐后申请奖励。臣仍照旧章办理。本年根据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的报告,请遵照户部奏准,饬令将盐、茶、竹、木四项统征关税,已于三月起征。江西茶叶运至九江,有华商、洋商之分。洋商既已经完纳子口半税,固然不能再抽取厘金,华商既已完纳浔关的正税,也不应该再缴纳厘金。臣即照部章,于义宁州开办落地税。唯有原来供给朝廷用的大箱净茶征税稍重,分别核减。参考斟酌茶捐旧章,每一百斤,义宁州等处征一两四钱,河口镇征一两二钱五分,都一概充作臣的军营军饷,由臣刊发税单护票,委员经收。或由业户自行完纳,或茶庄代为完税领单,至发贩时,统一由茶庄缴销税单。华商换给护票,洋商即凭运照,贩至各处销售。除了华商完纳九江关税、洋商完纳子口半税外,经过江西、安徽各厘卡,验明放行。如此办理,与户部原奏、总理衙门条约,一一符合。税单虽系茶庄经手,税银实为业户所出。洋商不得借口于子口半税,而禁止中国的业户不完纳中国的地税。华商既然免去逢卡抽厘,亦不至于纷纷私买运照,冒充洋商。”得旨允行。



从以上清史稿记载可知,自同治二年三月开始起征盐、茶、竹、木四项关税,另外着重提到了茶税,茶商分为华商和洋商,即国内商人和外国商人,曾国藩言:“洋商既完子口半税,固不抽厘,华商既纳浔关正税,亦未便再令完厘。”这里提到了子口税,是指咸丰八年《天津条约》的规定,外国商船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不需要再重新交纳。



按条约规定,外商在这些地方购茶后,只需交纳半税,就可免除沿途厘卡的一切捐税。而国内商人却要“逢关抽税,过卡抽厘”,这样外商就可以依仗低税来对中国的商品进行掠夺。曾国藩建议增加“落地税”,亦称“落地捐”,指商贩出售各种产品时就地所收的税,此议针对洋商在国内贩卖茶叶或进口物品等而制定的,抑制洋商进口中国的物品价格,增加对洋商在国内交易的赋税征收,故“洋商不得借口于子口半税,而禁中国之业户不完中国之地税”。



同治三年,从闽浙总督左宗棠请,谕绍兴属八县六场,正杂钱粮,统照银数征解,革除一切摊捐及陋规,计减浮收钱二十二万有奇,米三百六十余石。这是蠲免浙江绍兴钱粮,并去除所谓捐输的例子,是一种嘉奖,也是一种尝试性改革。



同年,直隶设立天津双庙卡,淮南也设卡抽取邻近地区私货厘金,浙江规定了每斤蚕丝的丝捐数额。河南因为捻军作乱骚扰,停止收取禹州厘捐,但不久又恢复。因厘金税长期累民,同治三年以后各地方官员上奏请撤,当时湖广总督官文上奏:“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甘、云、贵、广西等省厘金不多,军务告竣,即可议撤。其余东南各省厘金,不可骤裁,留作善后之费。”曾国籓则以江宁克复为由,奏请停止征收广东厘金。皇帝担心军饷难以接续,没有允许。



四年,裁撤湖南东征局,将江北总局改为金陵厘捐总局。福建设税厘总局,征收百货及茶叶厘金。六年,湖北经过裁撤,保存了厘局分卡八十六个。湖南合并各个分局,统一命名为厘金盐茶总局。七年,规定厘金上报户部,按照两淮盐厘上报方法,一年分两次。当时军务逐渐平息,督抚、台谏屡屡以裁撤厘金上奏。皇帝饬令各省酌情存留大宗主要的局卡,裁去零星分局。于是湖北又裁去五十四局卡,浙江裁撤合并了十六个局卡。



同治八年,甘肃开始抽取百货及盐茶厘捐后,又决定对广东省城及佛山、江门、陈村各繁盛处所,补抽百货坐厘,由商人承办。九年,广西减免厘金,改征西税。十年,采纳御史黄槐森的建议,革去广东厘局帮费名目,并裁汰吏胥。直隶将天津府捐输义馆改为百货厘捐局,设置东河、西河、南河、海河四个分卡,并于东关设置洋药厘捐局。十三年,停止山海关的临榆县厘局。云南省城设立牙厘总局,各府设立分局二十三个,及各井盐厘局。



统观同治时期的厘金税收,虽然后期有所裁撤合并,但是却是朝廷不可缺少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从“上饬各省酌留大宗,裁去零星分局”,可见朝廷对厘金的依赖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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