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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中元二年银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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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信威先生著《中国货币史》一书中收录有戳记为“中元二年”的银铤三枚,有长条形和弧首束腰形两种形制,上印有“中元二年考工所造”字样,阴文,包浆厚重。长条形银铤有残缺,仍留有“中元二年”清晰的印字。两枚弧首束腰形银铤也印有“中元二年考工所造”字样,通过先生对两种不同造型银铤实物进行比较,确定其文字显然是用同一印模打印而成,这三枚银铤由先生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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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加藤繁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中也有相同字样两枚长条形银铤记录,残缺的一枚由内藤虎次郎收藏,并配有题词说明曰:“汉中元二年银币,长一寸八分,广九分,一面有中元二年铸文,一面刻文不可读,文下有刀裁痕。按续汉书已无食货志,其后史志,书后汉事,皆粗于食货,故光武铸银,竟无可征,赖此银币出土,可以补史书之阙略矣。”另外完整的一枚由日本帝室博物馆收藏,出土于山东省青州府东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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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四年,汉武帝铸造发行白金三品,是以银锡为合金,在陕西已有出土,虽然存在一定争议,但是其造型、图案与史籍记载基本吻合。至王莽摄政后币制改革,其中有曰银货二品,朱提银以流为单位,八两为一流,他银一流直千,虽有记载但是没有实物发现。那么如上所述,“中元二年考工所造”银铤是否为汉光武帝刘秀时期所铸造呢?

首先,从这几枚银铤的造型看,明显分为长条形和弧首束腰形两种形制。如果单从长条形银铤来看,上有明确的纪年和铸造地点,因目前也没有两汉时期标准白银形制作对比,故或许当时作为银原料或赏赐等其他用途,也未可知。日本学者加藤繁只简单的从一个“铤”字上推断此物并非当时所铸,多少有些欠缺。“铤”字的称谓在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卷十四》中曰:“铤,铜铁朴也,从金廷声。”是指没有成型的铜铁,虽不指金银,但是却与金属有关,在汉代书籍记载中虽然没有出现关于白银用铤的记录,但是铤作为常用字已经使用。到南北朝时期,“铤”作为金银名称多有记载,如《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中曰:“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等,汉朝时期也不一定就称这种造型为“铤”,所以单从“铤”字和目前所见长条形制银铤,不能推断是否为当时所铸造。内藤虎次郎所收藏之介绍,只是从印记年号上来查看,就推断为光武铸银,也缺少相应的对比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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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彭信威先生所藏三枚银铤中,除一枚长条形银铤和日本学者加藤繁书中所录两枚银铤一致外,另外还收藏有两枚弧首束腰形银铤,其造型和另外所录三枚长条形银铤截然不同,但是两种造型银铤上的文字却完全相同,也印有“中元二年考工所造”字样,并且书中介绍通过实物对比,其两种造型的银铤文字是用同一印模打印而成,因为这两种造型的银铤都由彭信威先生收藏,所以此段收录是真实可信的,这是关键之所在。如果从先生所录两枚弧首束腰形银铤的造型来看,银铤底部平如砝码,上面两端翘起,结合目前所见存留银铤的样式,造型符合元末明初时期银铤的铸造风格,又经先生确认两种造型银铤的戳记打印方式相同,所以按照年份的最短时间来判断,临时可以推断“中元二年考工所造”银铤为元末明初时期之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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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银铤上面印有“考工所造”字样的戳记,证明此银铤铸造机构为考工所,那么汉朝时有没有考工所这个机构设置呢?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曰:“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十六官令丞,又胞人、都水、均官三长丞,又上林中十池监,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八官令丞。诸仆射、署长、中黄门皆属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左弋为佽飞,居室为保宫,甘泉居室为昆台,永巷为掖廷。”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曰:“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左右丞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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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史料记载可知,考工室源于官称,早在秦朝时就已设置,属少府所辖十六官令丞之一。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考工室更名为考工,设考工令一人,俸禄六百石,主要掌管兵器、弓箭、弓弩、刀枪、铠胄的制作,完成后执金吾入武库,并主管纺织品制作等诸杂工,没有提及金银的铸造冶炼。由此可见,汉朝确实有考工令这样的官职,但是史书中记载名称为“考工室”、“考工令”、“考工”,独不见“考工所”的称谓,所以怀疑为元明时期后人所臆造。

最后,看印文“中元二年考工所造”字体的风格,没有汉代碑拓中汉隶的庄重遒劲,宽扁洒脱,反而字体软弱无力,和目前元末明初时期五两及十两银铤中的戳记类似。

通过造型对比和查找资料,目前所发现“中元二年考工所造”银铤,无论从造型、戳记、名称等来看,暂时推定此物为元末明初时期所铸造,印有汉朝时期的戳记,应为当时仿古之用或其他,不得而知。随着将来汉墓的逐渐开发挖掘,或许能发现汉朝使用白银的实物踪迹,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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