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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博讲铜元系列之铜元收藏的早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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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洪刚丨公博钱币世界


中国铜元诞生于1900年,到现在(2018年)118年的历史。

中间经历了清朝晚期、中华民国时期,极少数地方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有铸造和流通,其历史不可谓不长。

铜元作为替代制钱流通的小额硬币,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起着辅助主币、调节流通、便利民生的积极作用,这个作用是无论金银币还是纸币所无法取代的。

在某些特定时间、特定地方,铜元甚至充当了主币的角色,这种特殊情况在中外零用硬币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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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近现代中国货币体系中处于最下一级的小额铜币地位的铜元,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重要性,往往超越其本身的法定地位,成为一种具有特殊价值和历史意义的铸币。

与此地位相比,对铜币的收藏与研究,却出现了不对称的历史现象。

近现代的中国铜元,反映了近现代的中国货币制度,而且实物存世丰富,有心的学者本可以由此出发,对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状况、经济制度等作出一个侧面的研究。



可惜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史学界的重视,近代史学界也只是从总体金融货币史的角度偶尔提到一些铜元铸造与发行情况的皮毛,还往往犯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的错误。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我试图通过梳理历史以来中国铜元收藏与研究的历史过程,来强调铜元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对前人成果的分析,找到某些对当代收藏与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模式,从而多少扭转一下收藏界、史学界对中国铜元漠不关心的状况。



铜元收藏的早期情况(1911-1920)

中国钱币,一向是以东方货币体系的特色独立于世界货币之林,具有自己的传统特征,包括实物方面的形制、规格,理论方面的铸造思想、主辅币思想、研究方法等。

因此自从西晋时期以来,对古代钱币的收藏与研究便成为一种专门的活动。

这种活动延续到晚清民国年间,还出现了历史性的高潮。

可以说,古代钱币收藏,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

这个传统,直接影响了近代机制币在收藏中的地位。




自从19世纪中晚期出现机制币以来,中国经济对机制币的依赖程度逐渐加强。

银圆成为基本货币普遍流通之后,制钱被逐渐排挤、放弃。

于是作为与银圆混合流通的铜元应运而生。

清政府虽然正式于1910年规定铜元为辅币,但事实上铜元一直未取得法定的辅币地位,因此可以说铜元不是辅币(参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783-788页。)在铜元进入流通并成为人们日常使用最多的硬币的头十年间,正是中国钱币收藏新一轮高潮的酝酿时期,这个时候铜元仅仅只是流通货币,还没有人去注意其收藏价值与历史价值。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大量西方文化伴随着西方学者、西方工业进入中国。

货币理论乃是其中之一端。

洋人对主币与辅币关系的重视,对设计、铸造乃至发行部门的参与管理,多少导致了他们对中国铜元本身的重视,也引起过某些中国上层人士和部分文化精英的注意。

而自从晚清时期起便担任中国铸币部门、海关部门负责人或顾问的外国人,也逐渐从收藏、整理中国古钱的方向上转而关注中国市场上日渐丰富的铜币。

此外一些外交官员、邮票钱币收藏家、商人也逐渐把眼光投向中国铜元。



1911年,是中国机制铜元最早进入专门著述与学术关注的年份。

当年一位叫拉姆斯登(Ramsden,生平参见《中国钱币》杂志2006年第4期“早期收藏中国钞币的知名外籍人士”一文,作者美国孙浩。)的美国钱币收藏家写了一篇题为《现代中国铜币》(Modern Chinese Copper Coins)的文章,发表于日本的《日本钱币与集邮杂志》(The Numismatic and Philatelic Journal of Japan)。

但该文只是就当前作者所接触到的部分铜元作出一般性的描述,表示中国正在流通这样的硬币而已,并没有深入的论述或进行分类学的研究。



其后拉姆斯登还为该杂志写过关于中国机制币的系列文章,涉及铜元的比如1913年的《Military Coin Issue for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Sze Chuen 》(中国四川省军政府硬币的发行)。

对四川的十文铜元(龙版和汉字版)有一些泛泛的描述。

这种不把中国机制币当作一种货币学范围内的对象加以研究的风气,到1917年结束。

1917年,有一个意大利驻中国的外交官,名叫朱塞佩·罗斯(Giuseppe.Ros),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发表在当年的《亚洲文会北华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杂志第18卷中,文章名“Coi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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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尽可能详尽地收集了1911年以来国民政府主导下铸造的各种硬币,并对每一品做解说。

在铜元部分,作者较多地论述了不同面版与背版之间的搭配关系,并且指出了“MULE”(杂种、混配)币的存在。

尽管这个成果比较简单,但首先它论述了中华民国头6年里铸造的主要货币包括银币和铜币,涉及了铸造厂和铸造思想的差异,并探讨了这些硬币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中为方便叙述,给这些不同材质、图案的币做了分类,给出编号,使此文成为了进一步研究的权威参考,并多少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而且,此文首次在中国钱币研究的领域内使用照相制版,一举打破了延续千百年的中国传统拓图方法,既是依据研究对象的特性而作出的研究方法的改变,也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颠覆,使得后来的诸多机制币研究都尽可能使用了照相制图方法,为中国钱币著述带来了新的风气。

由此开始,中国机制币、尤其是中国铜元的研究,开始了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对象的历史。

朱塞佩·罗斯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想为后来的伍德华所继承、发扬光大。


(本篇结束,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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