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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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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烟禁,当时将国产的鸦片称为“土药”。

鸦片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泛滥到全国各地。四川省的土药种植,开始于嘉庆初年。但由于清政府实行严禁种植政策,所以种植仅限于川南、川北部分僻远之少数民族界区,有的偷种于深山人迹罕到之地,面积零星,在全省社会经济中不占重要位置。但是随着帝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清朝晚期政府的腐败统治,逐渐发展为公开种植。

咸丰九年,皇帝下令先对云南当地所生产的土药分别征收税厘,不得以洋药来混冒土药。

光绪七年,大学士左宗棠提出,土药不论价格高低,每一百斤征税银四十两,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光绪十年,制定不分洋药土药,发给华商“行坐部票”的条例,每张行票限十斤鸦片,每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另外缴纳税厘。没有行票,货物没入官府。至于行店坐票,无论资本大小,每年捐银二十两,换领一次行票,无票不得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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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二月,户部奏准《酌拟开源节流事宜》二十四款,其中第四款就是“推广洋药捐输”。奉天原无土药厘捐,接到部文后,光绪十一年,清政府命各省督抚课税于内地所产的鸦片,名叫“土药税”。征税方法和税率各省不同,有的每百斤抽五十五两,有的抽四十或三十、二十两。收税数额,日益增加。“始于省城设局征收”,“并通饬外城旗民地方一律开办”。这是奉天征收土药税的开始。吉林奉命按百斤八十六两征收洋药税厘,至于土药,初拟每十斤土药捐银二两。光绪十一年,接到加增土药税厘部文,吉林将军希元表示不能完全照办,只能“变通”,即在原每十斤土药捐银二两基础上,再加一两二钱,“以抵坐票捐课”。由此可以看出,吉林征收土药税厘与奉天有很大不同,既不征坐票,也不征亩税,只征收行票税厘。同年底,征收税银二万五千零七十五两;光绪十二年征收三万六千六百五十两;光绪十三年征收二万八千三百八十九两。黑龙江远在边疆,人口稀少,洋药流入不多,实际上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土药。“无论何项烟土,每包按五十两抽厘四钱四分,以四钱归公,以二分火耗,以二分工食费用。”每担百斤抽收税厘八两八钱,与奉天、吉林税率相比较,还是比较低的。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朝的财政更为艰难。光绪二十九年,清朝政府在全国推行“熟膏税”。户部报告合计土药税一百九十四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两(广东不在此数之内)。鸦片税逃漏的不少,各省实际征收的数也比上报的数要大。到光绪三十二年十月,绝大多数省份已经着手开办“土膏统捐”。在朝廷大举推行“土膏统捐”的时候,国际国内禁烟运动正蓬勃兴起,同年八月初三,清朝政府颁布上谕:“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民政部和度支部颁布《稽核禁烟章程》,令八年后将罂粟种植减种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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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元年,“万国禁烟大会”在上海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禁烟运动。

宣统二年,度支部上奏说:“各省土药减产,已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山东、山西土药统税分局先后裁撤。两湖、陕西、甘肃、两广略有收数,自应及时收束。只是税局是否应该裁撤,以有无税项为标准,而统税是否应该停征,以有无生产土药为标准。”于是分别派遣官员,到各省调查。

第二年又上奏说:“现在打算裁撤土药统税分局,尚未根据各省议定的办法,派遣官员接收。而鸦片进口,已与英国政府定约,税课与厘金一起征收,每一百两增加征收二百五十两,土药也须按照这个比例增加税课。经调查,土药价值不到洋药的三分之二。既然以征税作为禁药的手段,税额不妨略微加重,即按照洋药税推算,规定土药每一百斤多征收二百三十两。凡是没有禁运以及在本地生产本地销售的土药,即按照新章程征收。”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以土药名称列入税目征税,使得鸦片的种植面积遍及全国,粮食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土药成了中国封建统治者搜括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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