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大分裂的时期，各封建割据势力占地为王，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凋零不堪，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甚至出现了一斗米要卖一金的反常现象。随着政治动乱和经济萎缩，原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充任大额支付的金银货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两汉时期黄金的使用单位为斤，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黄金使用单位已有改成两了。《梁书》有“金五千两”，《陈书》有“金五百两”。查阅史书得知，南朝在梁以后，北朝约在周以后才有“两”的黄金衡制，至隋朝时则主要使用两。

白银用“两”作使用单位比较早，零星见到的是《汉书》中提到汉武帝白金三品的重量是“两”，王莽银二品的重量也涉及“两”，而大量使用“两”应是南朝时期，《梁书•羊侃传》载有羊侃拒退侯景之军后，有诏送金银绢等，其中有“银万两”。

变化之二是原两汉将大量金银用于赏賜，而从三国时期起，赏赐金银的事例明显减少，每次赏赐的数量也降低了，据史书记载，北方的割据国家还有赏金“百斤”的个别情况，而南方东晋赏赐五十斤黄金已是很髙的规格了。黄金用于赠谢、赎金、储藏等方面的用途也比以往少见了。但是，金银的货币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域河西等地区，因受中外贸易的影响，中亚货币文化使用金银的习俗已经开始传入，金银已在民间公开流通。

《隋书》：“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河西诸郡，或用金银之钱，而官不禁。”

这对中土以及隋唐的金银货币形制带来了很有意义的影响。金银货币的形制基本上是饼、铤和钱三种。饼是沿袭了西汉饼金的形制，也有称为“金饼”的。《艺文类聚》中有三国时刘义给邴原三枚金饼作谢礼的史实。

也有提到陈翼遇到一位病卧路旁的旅客，妥善料理他的后事，并将余下的金饼放至棺下埋葬。对金饼的历史记载还有多条，但目前这一时期的金饼存世极其罕见，它们的形制和重量可能仍与两汉时的金饼相仿，不过《南史》中有条史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据载南朝梁武陵王时，“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zao，至有百簉。银五倍之。”

由此得知有一斤重的金饼和五斤重的银饼。银饼的形制大约出现在东汉后期，在魏晋南北朝仍然存在，《始兴记》提到晋太元初年，林駈的家仆偷盗过三枚银饼。《列异传》也载有鲍子都用银饼埋葬陌生书生的事迹。

金银铤是新兴的货币形制，它们是从西汉的金版演变而来的。《三国志》记载到孙吴天册元年（275年)，吴郡有人掘地得到银铤,长一尺，宽三分，上面刻有年月等字样。按照这条史料，银铤有可能出现在东汉晚期。而金铤大约在南北朝出现，那时，梁武帝的内库已经藏有金铤，东魏的大将军高澄也曾将百铤金赏赐给献计有功的部下陈元康。

到隋朝初年，金银铤的形制已基本稳定了，那时和洪曾一次受赏金银各百铤。

两汉时期，中西方交往日益密切，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而阿拉伯商人也由海上开辟了到我国华南沿海的贸易路线，西方和中亚进入我国内地的金银钱比以前更多了。在南北朝和隋唐时，罗马、拜占廷、萨珊王朝的金锒钱纷纷流入中国，在我国华北和华南的塔基建筑和墓葬中就出土过。在这些外来的金银钱的影响下，我国个别达官贵人铸造了一些金银钱。

《南史》里有条记载：权贵吕僧珍生了儿子，宋季雅前往贺喜，送了一千枚钱，门人嫌少不肯送给主人，吕僧珍很奇怪，亲自拆阅才知是一千枚金钱。《酉阳杂俎》谈到梁大同二年外国金银钱进入中土后，荆州有人用它们来作双陆的赌注，由此可见，金银钱当时很受豪门贵人的喜爱，并在我国部分地区成为流通货币了。

---选自钱屿主编《金银货币的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