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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的法定白银货币——承安宝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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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萍  金银流霞丨古代金银货币鉴赏丨


承安宝货是金代白银货币,因为流通时间短,铸量稀少,以前不曾发现,因而出现了方孔圆钱式样的臆造币。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在清理库房时发现四件(一两半)承安宝货银铤。1985年在黑龙江阿城又发现一件(一两半),引起了钱币界的轰动,从而澄清了原来对承安宝货的误解。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辽宁分行在库存的杂银中又发现二件(一两),1987年6月内蒙古兴和县也发现一件(一两半),至今存世真品不过1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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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安宝货是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为解决财政经济危机而铸造发行的。金章宗统治时期(1189-1208年)是金代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了时期,在金章宗在位的二十年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经济危机逐步激化,北方有蒙古兵起兵反金,南方有南宋发动的抗金战争,内部有契丹人和其他民族的不满与反抗,时时危机着金代的统治。同时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和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决口,两岸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政府税收逐年减少,而军费开支却日益增加,国家财政出现了危机,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让金章宗忧急万分,他几次采取变革币制的办法,企图改变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然而废除旧铜钱,铸造新铜钱,非但没有挽救通货紧缩的矛盾,反而造成了铜钱被当作财富贮藏起来,铜钱流量大量减少的局面。继而又不得不扩大纸币的发行,但又引起了新的通货矛盾——通货膨胀,纸币的滥发使得纸币信用急剧下降。在纸币贬值和铜钱匮乏的双重矛盾下,金章宗于承安二年(1197年)推行新的币制改革,即将原来铸造的每铤五十两银铤,改铸成面值为一两至十两的承安宝货新银铤,每两折钱二贯。在银铤上表明币值,并分为五等,是起到了取代碎银、筹措军费的作用,成为投入流通市场的银铸币。其与原有的白银称量货币有本质的区别,是对白银货币的第一次变革,尽管其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在货币史上地位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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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发现的承安宝货只有一两和一两半两种,一两铤长4、25CM,两端宽2、7CM,腰宽1、9CM,重40、2克。一两半铤长4、7~4、85CM,两端宽3~3、35CM,腰宽2、1~2、2CM,重58~60、5克。成色95%以上。按照承安宝货每两折钱二贯推算,其五等面值应该是一两、一两半、二两半、五两和十两。


承安宝货是正直意义上的白银货币,并与铜钱、宝券保持兑换关系,是金代政府的法定货币。承安宝货的用途广泛,史书记载金章宗时期曾用白银作为供给官兵薪俸和边务军需,奖励南粮北运等,承安宝货是取代旧例银的白银货币,其使用范围比旧例银更为广泛,除了赋税、军费、俸禄之外,还用于商业流通。《金史 食货志三》记载:承安二年,尚书省在建议发行承安宝货时说:“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五等,每两折钱两贯。”金代旧有的银两,重量都是五十两的,值钱一百贯,民间使用时常常要切成小块,称量交易。现改铸承安宝货,面值有一两到十两五种,每两折钱二贯。由此可知,铸行承安宝货是为了取代碎银,并与纸币、铜钱相对应,是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白银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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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曾命西北二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这就是说承安宝货的流通范围很广。金章宗承安二年、金己设立五京、十四总管府、十九路,“路”是金依照宋旧制设立的地方官制。五京中的上京府是金建国都城,位于现在的黑龙江阿城;东京府位于金的东南部,东南与朝鲜接壤,即现在的辽阳附近;北京府位于金的中部,即现在的北京,西京府位于金的西南部,西北部是蒙古,西接西夏,即现在的大同;南京府位于金的南部,既现在的开封。金规定承安宝货银铤的流通范围是西北二京、临潢、辽东等路,临潢府在北京的北部,辽东即是东京。所以其流通范围即是现在的大同到北京、辽阳以北一带。从承安宝货的出土地点看,也在黑龙江、内蒙古、辽宁等省,是与历史记载相符合的。


承安宝货在铸行初期,得到了金代政府的扶持。《金史、食货志》记载:“所支官钱,亦以银、钞相兼,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支,若宝货数少,可浸增铸”。可见金代政府对承安宝货的呵护。然而民间私铸泛滥,造成承安宝货成色下降,信誉受到严重破坏,于是不得不于承安五年(1200)停止铸造发行。“以私铸宝货者多,杂以铜锡,寝不能行,京师闭肆”。《金史 食货志》的这则记载写明了承安宝货停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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