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松 川锭博物馆 1月10日

目前，我所见到川锭已公开的“备捐”品种共计五枚，从数量上看可谓稀少。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锭面均为一方章、一条形竖章。其中有两枚系中国人民银行库存藏品（图谱上见），锭面条形竖章是“备捐”，方章分别是“十三年匠张永发”和“十三年匠张永发”；第三枚是台湾原树荫堂藏品，方章上的匠人为“十二年匠张宝和”；第四枚是成都一藏友杨凯老师收藏，其方章铭文也是“十二年匠张宝和”；第五枚是我收藏的，较前四枚比有三个地方不同，一是竖章“备捐”的“备”字为异体字“偹”，前四枚是繁体书“備”。二是匠人为“义诚享”，三是“十三年”的“十”字为大写“拾”。从这五枚银锭的造型、字体风格和匠人都可以准确判断为清代同治时期所倾销。

備捐·十三年匠张永发

備捐·十三年匠张永发

備捐·十二年匠张宝和

備捐·十二年匠张宝和

偹捐·拾三年匠义诚享

　　在新发现的同治十三年（1874）四川省成都府金堂县粮户唐达升捐银照票中，找到了备捐缴纳的依据。

金堂县粮户唐达升缴纳备捐银照票

　　该照票主要内容为：“钦命四川（通省盐茶道傅，承宣布政使司王，提刑按察使司英，候补道周）为接办备捐以济军饷事……”。从开头第一段可知，“备捐”事例在同治年间已经成为四川开捐的事实。 

　　谈到“备捐”，不能不提到清代的捐纳事例。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起，因用兵边疆，所需军费浩繁，朝廷为顾及国家大计，不得不另外想法广开财源。于是仿效历代“纳粟办法”，并将此法推而广之，逐渐行成了一套完备的捐纳制度，简而言之，就是要广大民众捐资，朝廷根据群众捐资多少，给与不同级别的官职，这官职或是虚职或是实职。所捐资用来补充朝廷急需的资金缺口。这种制度贯穿于大清执政时期。总结该制度盛行于清代的原因，前人称无外乎：军需，河式，赈灾，营田四种情形。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几乎每位皇帝都有开捐纳之例，只是所开捐的次数多少与开捐原因不同而已。唯独同治朝十三年间却未新开一例捐，据史料统计：其父咸丰皇帝于咸丰元年（1851）开“筹饷事例”；其祖父道光皇帝分别于道光七年（1827）开“酌增事例”；道光十三年（1833）开“筹备经费事例”；道光二十一年（1841）开“豫工事例”；道光三十年（1850）开“筹赈事例”；其曾祖嘉庆皇帝于嘉庆三年（1798）开“川楚善后筹备事例”；嘉庆六年（1801）开“工赈事例”；嘉庆八年（1803）开“衡工事例”；嘉庆十三年（1808）开“土方事例”；嘉庆十九（1814）年“豫东事例”；嘉庆二十四年（1819）开“武陟河工事例”；其高祖乾隆皇帝于乾隆七年（1742）开“乐善好施例”；乾隆九年（1744）开“直赈事例”；乾隆十一年（1746）开“新江赈事例”；乾隆十三年（1748）开“金川运米事例”；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河工事例”；乾隆二十六年（1761）开“豫工事例”；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川运事例”；其天祖雍正皇帝于雍正二年（1724）开“阿东泰运米事例”；雍正五年（1727）开“营田事例”；雍正八年（1730）开“广西开垦事例”；雍正十一年（1733）开“海塘事例”；雍正十二年（1734）开“户部豫筹粮运事例”；其烈祖康熙皇帝所开捐例最甚，从康熙十五年（1676）到六十一年（1722）共开捐二十九次之多，这里就不一一罗列。

　　同治元年（1862）到十三年（1874）间，同治皇帝虽然未新开捐例，但沿用了前朝的捐纳制度来弥补财政不足的困境。如开篇所述的“备捐”银锭就反映在该时期的四川税锭之上。从“备”字的字面意义看，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备者，为应付突发事迹或灾害而做出的安排。”即事先筹划，未雨绸缪。“备捐”则可解释为应付突发事件或灾害事故发生而以国家公器为“商品”向捐者所收的银两，以备要需。

　　顺着这条思路去看同治之前的各种名目的捐例，在其先祖道光帝和嘉庆帝所开捐例中找到了与“备捐”相关的两个捐例成案。一是沿用嘉庆皇帝于嘉庆三年（1798）因户部待郎蒋锡棨上奏，由于连年剿办贵州苗人叛乱以及白莲教匪患，所费军资巨大，已耗银八千万两以上，致使国库空竭。而四川、湖北两省白莲教平乱后的所有善后工作及抚恤民众也急需用银，所以奏请开“川楚善后筹备事例”，仿效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开“川运事例”。此捐从嘉庆三年（1798）开始，几度展限复续，到嘉庆六年（1801），其收捐纳银三千万两。为清代捐例收银规模最大的一次，极大的缓解了当时的财政窘迫危机。二是沿用道光十三年（1833）户部向道光皇帝奏请开“筹备经费事例”。其原因据奏章称：“道光六年（1826）十月，回疆两次军需，并十一、十二年江苏等因灾蠲赈，湖南、广东等省小醜跳梁，及近年南河估办要工，浙江修办海塘，均须动拔粮款。数年间多出少入之银不下三千余万两，兼以各省封贮粮两，陆续动用，均应极筹归补，以备要需。查从前屡因灾赈河工，奏开事例，原以额外支款太多，不能不豫为筹及，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比照‘酌增常例’之款，暂开‘筹备经费事例’，俾身家清白与例相符者，俱准报捐。”道光帝准奏，于同年九月开捐，到十四年五月底截止，定为报捐期限。

嘉庆时期的川楚善后筹备事例

道光时期的筹备经费事例

　　从上面与“备”相关的两次捐例来看，存在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因战争平乱（军事）或因自然灾难（河工）所用银两超限，造成国库空虚急待筹银补空，以备不时之需，而仿效成例开捐备银。

　　再看同治皇帝，其在位十三年，前十二年是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最后只亲政一年。在位期间国事日下，其间在军事上，同治三年（1864）才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同治七年（1868）将捻军镇压完毕，同治十二年（1873）将陕西回民及云南回民起义剿灭，同年台湾高山族人误杀漂流到台湾的琉球人，日本以此为借口侵略台湾。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同治帝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湾部署防务，后来通过谈判，订立《北京专款》，日本撤出台湾，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在赈灾上，同治二年（1863）黄河泛流造成两岸大批百姓受灾，同治十二年（1873）陕西无定河大水，孝义厅大水，洋县大雨，同治十三年（1874）甲戌风灾席卷港澳，波及广东受灾严重，直接损失200万银元。在营造上，同治十年（1871），同治皇帝以方便太后颐养为名，兴修颐和园，需用银共1000万两。其种种事件叠加后，所需银两浩大，其情形同其先祖所遇之情行雷同，但现状更为严峻。在此情况下，仿效成例开捐纳银以备不足成为常态。据许大龄所著《清代捐纳制度》统计，自道光末始，有大捐，有常捐，而各省又行捐输，仅报户部议叙，各种捐纳事例章程有增无减，各省所捐之银，多自行动用，并不造册报销。故在同治十二年、十三年川锭上出现“备捐”，虽无开捐事例的旨意，却也不足为奇了。这就是仿先祖之“筹备经费事例”或“川楚善后筹备事例”开捐纳银的方式而已。

因此，无论是同治年的备捐，还是筹捐、展捐、酌捐、接捐等，都是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时刻，采取带强制性向民间捐纳钱粮的一种饮鸠止渴的手段。但在这手段背后，看到的是清代被革职官员可捐复职位，犯公罪也可以捐银而抵销罪刑，有钱人想做官者可以捐而得之等等的捐纳制度。这种不得已的崩坏制度，导致清代中后期仕途混浊，贪鄙成风，贿赂公行，国以不国，最终成为了清王朝覆灭的另一个重要推手。

四川“备捐”银锭的存世，见证了那段历史，是珍稀的实物史料。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

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