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客 川锭博物馆 2018-08-30

新记10兩川型锭

鸭溪，又名财溪、柴溪，道光年间又称鸭子口。乾隆八年(1743)贵州总督张广泗议开赤水河，拟扩大引入四川自流井食盐，以解决贵州缺盐的问题，这无疑给茅台和鸭溪带来发展商机。所以鸭溪场的形成与兴旺，绝非偶然。

　　鸭溪位于遵义县境之西，紧靠雷家坡脚，迎面是黔北特有的大田坝子大岗田坝，其东面是遵义，南面是贵阳，西面是金沙，北面是仁怀地处运盐道路的交通中心。

鸭溪江畔图

　　在鸭溪场形成之前，其北面二里之外的大银顶南麓，大岚田坝中央先有一条小街叫兴隆场。兴隆场的遗址长百余米，现已被鸭溪酒业公司征地平场挖掉了，其存在的历史时段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可以肯定比鸭溪场要早得多，是古时候这个地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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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虽然不大，但同样担负了川盐人黔的集散任务。盐巴脚力们经过牙坝，跨过永镇桥(庙阁以西跨后水河的石桥，建于康熙四十三年即1704年，进入兴隆场后，将盐巴交仓入库。由盐巴脚力重新组帮结单，人背马驮，从兴隆场出发，分两路承运转销。一路途经鸭子口、小平桥(蔚文桥)、石板场、刀靶水，沿川黔古道过乌江、经扎佐上贵阳。也有盐巴脚力直接从茅台村经鸭溪口背去贵阳的，全程四百五十华里。另一路途经凉桥、七里沟、平阳坝、巷口场、泥桥，从西门人遵义城。

鸭溪镇与鸭溪

　　鸭子口与兴隆场相距二里许，盐巴从四牙坝运去兴隆场再运到鸭子口，显然多绕了一段路程。由四牙坝经豺狗坳去鸭子口上贵阳更为捷径。于是鸭子口渐为兴盛，附近建起了马店客栈与盐仓，逐渐形成街道，但不知从何时起称“鸭溪口”。这大概就是鸭溪场的最初形成。这一来，盐巴脚力们从豺狗坳背着盐巴过来，可以不去兴隆场而直接到鸭溪口；运去贵阳、遵义的盐巴也开始在鸭溪口发运。随着经济发展，鸭溪场规模不断扩大，兴隆场的集散地位与作用逐渐被新的鸭溪场所取代。

运盐工人（脚力）

　　咸同年间，号军来扰，兴隆场渐成废墟，留下的只是石块、瓦砾与传说。鸭溪口的产生是历史的跨越，是资本主义经济在鸭溪萌芽的象征。乾隆元年(1736)，川盐入黔四大岸，实行认商制度，即允许私商在纳税之后运销。制度出，各岸盐商十分活跃，财源广开，国库充裕，人民不缺盐吃，地方安宁。

张广泗

　　进入清朝中后期，形势发生了变化。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以不法的鸦片贸易为基础，开始侵略中国。到1840年，终于爆发了鸦片战争。道光帝割地赔款，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时的四川盐运制度废弛，运销混乱，食盐逐渐为数私商控制。咸丰年间，贵州境内号军事起，四处杀掠，百姓死亡离散者众，盐的利益垄断在官吏和大盐商手中，造成人民贵食淡食，有的甚至吃不起盐巴。有文章写到:一般劳动人民，将盐块用绳系着，吃时将盐块放在菜碗中打几个滚，即又捞起，称为吃‘打滚盐`。百姓中有吃盐当过年’之说。

丁宝桢

光绪三年(1877)，贵州织金人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他深知清朝政府国力空虚，又亲眼见到贵州百姓吃盐的困境。他一面想开辟财源，面又想着为百姓解决吃盐问题。他认为贵州盐务有整顿的必要，主张对盐业实行垄断制度，进行规范。在当时资金匮乏、厘卡林立和商人串通作奸的困难条件下，丁宝桢上奏朝廷，请求改革贵州盐务，遂派四川道员遵义人唐炯督办盐务。唐炯又推荐遵义人华联辉协助，在四川泸州设置盐茶督署，在自流井设置官运局，确定官督、商运、商销，招商认销。

唐炯

　　为保证当时“官督、商运、商销”制度的实行，有十项规定：(1)限定各岸盐商家数；(2)四岸各划销区；(3)杜绝私运浸销；(4)发给盐引；(5)指定运道；(6)规定包口重量；(7)制定各岸盐商组织系统；(8)核定销售盐价；(9)成立盐军安定营；(10)置河局。

　　以上办法实施后，盐运得到规范，每年盐税收入大大增加，各岸盐商不敢明目张胆抬高盐价，给人民带来一定好处。

盐仓

清政府被推翻以后，民国初期基本沿袭了清朝的“官督、商运、商销”制度，但时有变化。由于时局复杂多变，战事迭起，直接带来盐务机构的变化和盐制的混乱，官商勾结，相互兼并，囤积居奇，盐价上涨，甚至达到斗米换斤盐的昂贵程度。

民国时期新记盐号押汇汇票

　　以仁岸为例。民国五年(1916)政府取消官督、商运，听凭私商自由贩运。此时期茅台有盐商九家:“丰和荣”、“同仁富”、“祥庆”、“同裕厚”、“协和昌”、“合祥”、“人合公”、“新记”、“华昌”等。其时，政府只管收税，盐价由商人决定，伸缩性极大。民国十六年(1927)，周西成主黔政，实行认商制，仁岸盐商十家:“衡厚”、“裕通黔”、“仁记”、“金裕”、“德谦”、“庆丰”、“利记”、“裕兴隆”、“华昌”、“永清仁”等。周西成之后，毛光祥主黔政，仁岸盐商由前面十家兼并变为八家:“四通公”、“裕通”、“利记”、“华昌”、“集大成”、“同盛”、“祥记”、“大成裕”等。民国二十一年(1932)，毛光翔、王家烈内战，毛去王来，盐价抬高。

周西成

同盛5兩川型锭

　　民国二十四年(1935)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时，在茅台打开“合裕祥”、裕利祥”、“永丰裕”、“永兴隆”四大盐号救济民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重庆，孔祥熙执掌贵州盐政，仁岸盐商亏蚀很大，遂告歇止，改由大业公司接办(当时大业公司已经占有仁、綦、涪三岸)。大业公司挂出牌子叫“贵州仁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其时贵州商人认为黔盐应该由黔人办，起而与“大业”作斗争。经过几番周折，“大业”的背景人物孔祥熙才不得不让出仁岸，交由贵州商人经营。“大业”撤出仁岸后仁岸总商号定名为“利民”，但仍挂用原来的牌子。

　　民国三十三年(1944)冬，“贵州仁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的牌子挂到了鸭溪场，营业处迁到鸭溪开展业务，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