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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盐商李四友堂的兴隆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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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客 川锭博物馆 2018-03-01


李四友堂是从外省移居到四川富顺县鸿鹤镇定居的,他们在明末就已经从事食盐的生产和销售了。道光七至八年间(1827-1828年)到成都参加乡试的李维基,与陕西盐商兼茶商的高某一见如故。自流井(今自贡市)“李四友堂”经营盐业历史远肇明代。清乾嘉时,李氏维基、维均、维圻和维墀四房取堂名“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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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10兩川型锭


道光初年,李维基赴省参加乡试,与陕西籍巨商高某相识,高某得知自流井盐业利润极厚,意欲投资盐业。李遂与高订立“出山约”,议定高出凿办资金银3000两,“四友堂”出井厂基址,共同凿办新井,井灶股份各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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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高合资后,陆续开办卤井7眼,火井3眼。7眼卤井日产卤200余担,3眼火井日产天然气可烧盐锅600口左右。李维基自道光初掌管“四友堂”产业,直到道光末年病故,长达20余年。这期间,他除了大力开办井灶外,还广置田产,“四友堂”原来年收租谷仅10余担,到李维基病殁时,年收租谷已达400余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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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物志上记载"兴隆"总号的史料,为求慎重再查找第二份史料"自贡市盐业志"依然是同样的记载。

李详庵,李维均之子,李维基之侄。《李氏族谱》称他“颖敏、谨厚、寡言”。在李维基任总办期间,他作为助手料理盐场事务。李维基死后,即由他继任总办,从道光末到同治十三年、计有20余年。其间适逢“川盐济楚”,李祥庵在此前后先后开凿卤、火井100余眼。日产卤水数千担,日产天然气可烧800多口灶。他趁两湖淡食之际,同他的亲家王朗云以及王相荣、陈辉廷等盐业巨头合组销楚盐号,三,四年间,获得巨额利润。合组盐号解体后,又各组盐号。李祥庵组织祥兴泰,继续运销楚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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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为约10兩及15兩的兴隆及协兴隆银锭


李德山,李祥庵堂弟,在李详庵作总办时,他协助堂兄办事。1874年,李祥庵病死,他继任“四友堂”总办,直到1890年。李德山经手新凿的卤井主要有:大山、大源、大德、大江、顺龙、双福等井。其中双福井与他人合资,“四友堂”占1/6的股份。此井产黑卤,浓度产量为自贡第一,日产高达1000余担。

  为了将贡井卤水输往自井,1876年李德山创办输卤管道——大生视,每日输卤3000余担,大生枧主要是输送自产卤水,也购买部分卤水。在运销方面,李德山撤销祥兴泰,而在重庆新设大生厚盐号,经销楚岸(两湖)和计岸(川盐计口授盐的地区)的食盐。在綦江设大生美盐号,在仁怀设协兴隆盐号,分别运销綦、仁边岸的盐。其中协兴隆与陕帮田、刘二姓合办,李、田、刘三姓各出白银2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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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事业集团所以有相似的铸锭工艺


协兴隆总号设仁怀县城,从仁怀到贵阳沿途设分号70余家,经销各州县食盐。大生美总号设綦江县城,脚店(子号)也遍设綦岸(綦江为中心的川盐销区)。大生厚总号设重庆,其子号遍布计岸和楚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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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岸边总号协兴隆


李祥庵、李德山任总办期间,“四友堂”建立了良好的经营管理制度,在管理机构上李四友堂以井、枧、灶、号四房为基本单位,设置掌柜,分管产、运、销各方面事务。每年阴历正月十八日,总办召集四房代表会议,报告上年业务情况,清查各项账目,并决定新年产、运、销计划。而后,总办分别与井、枧、灶、号掌柜面议该房机宜和具体部署。远在重庆、沙市、綦江、仁怀等地的盐号掌柜也须在每年三四月回自贡向总办报告营业情况,商议问题,并决定新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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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岸边总号大生美


井、灶、枧、号各房掌柜以下,设管账和帮账各1人,管理财务和业务事宜;掌柜不在时,代行掌柜职权。“四友堂”三大灶有火圈500口,烧盐工人100多人。三大灶每日需煎3000~4000担卤水(每担重300余斤),共有1200余人的挑卤工人承担这一繁重劳动,巨额成盐又由数以千计的担盐和盐船工人运往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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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总号大生厚


在资本流向上李四友堂在黄金时代产运销独占鳌头,资本逾100万两,每年获取的利润为数颇巨,主张生产优于消费。尽管盐业利润越来越浩巨,李祥庵、李德山却坚持每年每房分银1200两,作为生活费用,分别在端午、中秋、岁末各支400两,平时不得随意动用营业资金。而“四友堂”账房却常常储备白银30万两,作为生产和运销上的不时之需。仁怀总号协兴隆,垄断了贵州数十州县食盐供应,所获商业利润难以计数。但是,协兴隆掌柜与“四友堂”和田、刘二姓议定,每3年请股东去仁怀算账一次,提6万两,3股均分,剩下的全作营业资金。

  另“李四友堂”在极盛时期的39年中,拥有的土地数量从年收租谷400石激增至5000余石。“四友堂”在重庆、綦江、仁怀等地的盐号,也用盐业利润大量购进土地。如仁怀协兴隆总号年收租谷(水稻和包谷)达2000余石。

  其李祥庵、李德山之后的总办继承人是李绍堂、李燮臣。李绍堂于1891~1894年继李德山作总办;李燮臣于1894~1899年继李绍堂作总办。这一时期,由于销岸缩小,同业竞争,家族内部腐败,“四友堂”进入衰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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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同知及道台职掌权限


由于生产锐减,运销失利,负债累累。李绍堂时期,停产黄卤井20~30口。李燮臣时,又停产9口黑卤井。火井生产削减到只烧200~300口盐锅。李绍堂时,大生枧从原来每日输卤3000余担下降至每日输1000余担;李燮臣时,每日只输卤600~700担。盐号的营业情况也日渐不佳。重庆的大生厚、綦江的大生美、仁怀的协兴隆,均因资金周转不灵,受到陕西票号沉重的金融压力。迄止1899年,“四友堂”资债两抵,尚欠白银96万两之巨,实际上已经破产。由于盐业运销的失利家族内部分崩离析,腐化堕落。李绍堂、李燮臣任总办时,一反前任只为家族办事、不置私产的作风,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为小家庭谋取利益。于是上行下效,各房私产日增,而家族产业陷于困境。李绍堂子侄11人各有私人企业,纷纷使用“四友堂”的天然气和卤水烧盐,只付少量租金,甚至分文不给。

  “四友堂”弟兄子侄捐官成风,捐同知费银几千两,捐道台费银几万两。甚至“四友堂”在仁怀兴隆总号的掌柜杨渊麟也擅自用号银10万,捐了贵州道台。捐官后,又要维持与官阶相应的排场、享受。李绍堂的儿子李笔春和李裕如均捐道台,挥金如土,为闻名一时的公爷。李笔春以道台资格长住重庆,与地方高级官吏往来应酬。只要高兴,随时赠人白银3万、5万两,全不在乎。李祥庵妻和李德山先后死去,两场丧事所费,各为数万两。“四友堂”一族数十人,每人都自持家资百万,任意挥霍,纵情声色,一年365天,天天都像过元宵佳节,夜夜六胡、朝朝大烟。男人在滥赌嗜烟之外还广取妻妾,浪迹花街柳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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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兴隆号"所铸的税锭


到了李星桥时期,1899~1911年继李燮臣为“四友堂”总办。他上任时,继承债务96万两,族人侵吞产业,账房空虚,入不敷出。他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挽回这个家族已经败落的命运。他与族人立下规矩:除每房每年支银1200两外,不得格外支取,私人租佃“四友堂”火圈卤水,必须付租金、卤价。他加凿正龙井成功,新获天然气可烧盐锅300余口;整理仁怀协兴隆盐号业务,撤销四友堂兴隆总号掌柜杨渊麟,并追索捐官耗银10万两。但是,也没有能挽回“四友堂”的颓势。1911年,李星桥不得不在族众面前,交卸了“四友堂”的大印,结束了四友堂的辉煌历史。另在川锭的税锭中我们见到一种匠人由"兴隆号"所铸的税锭,我个人认为他和"四友堂"是有关系的;因李氏家族早在明朝末年就已经在四川从商扎根,在从盐业荻取丰厚的财富后李氏族人多人捐官加爵,其中不乏道台及同知(官至四品及五品),要知道清代同知及道台的职权就有一项是专管"盐、糧、钱"的,这官职也为李氏家族的事业提供了方便性,及增加代为官府倾销铸锭的可能,综观上述的家族历史、官商背景及家族实力,我认为四川税锭上的兴隆号应该和"四友堂"是有关系的;当然银锭本身不会说话,我们只能从所发现的史料及实物来推证它,不过也许,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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