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年，由于对铜的严格管理，使得京师铜钱价昂，银一两仅易铜钱八百文，浙江布政使张若震上奏说钱贵是由于私自销毁，铸造成铜来谋利，如果配上铅、锡，则因为铜质不纯而销铸无利，称作“青钱”，与黄钱一起流通，乾隆采纳实行。并规定对铜钱私造者，为首及匠人绞监候，重新申定严禁贩运及囤积制钱，凡是囤积制钱百千以上者，以违例论。上谕廷臣曰：“今之言禁者，亦第补偏救弊，非能正本清源也。物之定直以银不以钱，而官民乃皆便钱不便银，趋利之徒，以使低昂为得计，何轻重之倒置也？嗣是宜重用银，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间总置货物，皆以银。”

乾隆三年八宝小银锭

乾隆提出物品的价值定位是以白银作为本位，而不是铜钱，而官绅百姓都使用钱而不是银，因为钱贵而银贱，趋利之徒，利用价格浮动的高低来获取利润，怎么会把白银和制钱的轻重本末倒置呢？以后还是继续以使用白银为主，凡是官府所需花费及民间交易货物，都要使用白银。由此可见，白银在清代无疑承担着主要支付手段的职能，自朝廷明令规定，无可替代。

乾隆十九年易知单

至乾隆年间，自银既然盛行与铜钱互相流转，假银与低银已经成为市易之害，考国初定，伪造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减一等。至康熙年间，定凡造锡锞充假银者杖枷流三千里。乾隆五年，复定凡用铜、锡、铅、铁、药煮为假银行使者，系旗人鞭枷发黑龙江，系民杖枷发云贵川广烟瘴少轻地方，为从及知情买使者拟流放，其将银凿孔倾入铜、铅及将铜、铅倾锭外包以银使用者，仍照杖徒，原律定拟。

顺德乾隆五十四年八月广府东记

古者，赋税之制惟以谷帛，其后以钱，又其后以银，汉律有口算出钱，但只施之丁赋而已，自唐朝定两税法开始，以钱为惟正之供，宋代因之民间输官之物谓之钱粮由此起始。唐以银为土贡而不以为赋，宋景祐时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于是银始得代替钱铜，但仅限于福建二广，明洪武九年，许民以银钱钞绢代输，租税于是银始得代粮，正统元年以后，令浙江、江西、湖广等处，租税俱量收银，白银为赋由此开始。

乾隆二十八年地契银

国初，定银七钱三之例，嗣后银钱交纳仍各随民便，雍正十一年，复以民间正赋概行交银，经安徽巡抚徐本奏，准凡小户零星及大户尾欠钱粮纳银时，恐致称收折耗，请令完纳制钱每银一分收钱十文，连耗羡在内。至乾隆元年，又以直省所属州县征收钱粮多有以钱作银，民间交钱比纳银为数较重，特谕凡钱粮在一钱以上者不必勒令交钱，在一钱以下者仍照旧例银钱听其自便。

同阜乾隆五十二年潮运同正记

《皇朝文献通考•卷十六•钱币考四》曰：“乾隆十年，又议定用银用钱事宜时，以兵部侍郎舒赫徳奏称，京师钱文自各门严查后价直渐平，而近京州县仍贵，皆因天津一带商船漕船回南时兴贩钱文所致，应令地方文武官严查禁止。

乾隆五十四年金堂县條银纳户执照

防照所请行钱文一事，有称广为开采者，有称严禁盗销者，有称禁用铜器者，其论不一，即京师现在稽查办理亦不过补偏救之一端，终非正本清源之至计，朕思五金皆以利民，鼓铸钱文原以代白金而广运用即，如购买什物器用，其价直之多寡原以银为定准，初不在钱价之低昂，今惟以钱为适用，其应用银者皆以钱代，而趋利之徒又复巧诈，百出使钱价低昂，以为得计，是轻重倒置不揣其本，而惟末是务也，不但商民情形如此，即官员办公亦有沿习，时者如直隶兴修水利，城工坐粮防，采买布疋所领帑金数万，皆欲易钱运往，其他官项大率类此，夫所领帑项原系银两，即报销亦以银数核算，何必换钱应用，若以领银之，人得受钱文为便，不知所发银两即少至分厘，亦可按数分予，与行使钱文何异，况未必至分厘乎。

长乐乾隆五十二年潮运德合记

向来江浙地方有分厘，皆用银者，何尝见其不便，嗣后官发银两之处，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他支领银两俱即以银给发，至民间日用亦当以银为重，其如何酌定条款，大学士九卿议奏寻议，言凡各省修理城垣仓库等项，领出帑银，除雇觅匠夫给发工钱外，一应办买物料，如有易钱给发者，该管上司即行察禁其民间各店铺，除零星买卖准其用钱至总置货物，俱用银交易，应通行各督抚转饬地方官，出示剀切晓谕，使商民皆知以银为重，不得专使钱文，实于民用有益，从之。

乾隆五十六年邵武县地丁执照

臣等谨按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凡一切行使大抵数少则用钱，数多则用银，其用银之处官司所发，例以纹银，至商民行使自十成至九成、八成、七成不等，遇有交易皆按照十成足纹递相核算，盖银色之不同其来已久。银币始盛于元时，而陶宗仪《辍耕录》载，至元十三年，以平宋所得撒花银销铸作锭，即当时之色银也，今民间所有自各项纹银之外，如江南浙江有元丝等银，湖广、江西有盐撇等银，山西有西鏪及水丝等银，四川有土鏪、柳鏪及茴香等银，陜甘有元鏪等银，广西有北流等银，云南、贵州有石鏪及茶花等银，此外又有青丝、白丝、单倾、双倾、方鏪、长鏪等名色，是海内用银不患不足，因其髙下轻重以抵钱之多寡，实可各随其便流转行用。至于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其银皆范为钱式，来自西南二洋约有数等，大者曰马钱，为海马形，次曰花边钱，又次曰十字钱，花边钱亦有大小中三等，大者重七钱有竒，中者重三钱有竒，小者重一钱有竒，又有刻作人面或为全身其背为宫室器皿禽兽花草之类，环以番字，亦有两面皆为人形者，闽粤之人称为番银或称为花边银，凡荷兰、佛郎机诸国商船所载，每以数千万圆计，考汉书载安息、大秦诸国附近西海者，多以银为钱，《太平寰宇记》载，海西诸国钱有骑马人面诸品，盖其遗制至今尚存，而诸番向化市舶流通内地之民，咸资其用则实缘。”

崇仁县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五十两

通过《皇朝文献通考》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自顺治开始，各种赋税上缴，民间交易便银、钱兼收，并有明确的兑换比例，听便行使。至乾隆年间，多次议定用银用钱事宜时，上谕多次明示，提出物品的价值定位应以白银作为本位货币，而不是铜钱，如购买什物器用，其价直之多寡原以白银为定准，初不在钱价之低昂，今官绅百姓都使用铜钱而不是白银，其应用银者皆以钱代替，而趋利之徒又复巧诈，利用价格浮动的高低来获取利润，百出使钱价低昂，以为得计，怎么会把白银和铜钱的轻重本末倒置呢？不但商民情形如此，官员办公亦有沿习，如直隶兴修水利，采买布疋等从府库中领取白银后，再兑换成铜钱运往，其他的官项花费大率类此。本来从府库中领取的是银两，报销亦以银数核算比较方便，何必再兑换成铜钱使用，江浙地方皆用银交易，精确至分厘，没有见到什么不方便的，以后官发银两之处，除工部应发钱文者仍用钱外，其他支领银两俱即以银给发，至民间日用亦当以银为重。

乾隆五十六年永福县地丁银纳户执照

经大学士九卿商议后，上奏凡各省修理城垣仓库等项，从府库中领银，除零星买卖准其用钱至总置货物，其他的都用银交易，并通知各督抚及地方官，出示告示恳切规谏，使商民皆知以银为重，不得专使钱文，有利于民间交易，皇帝同意了此项奏请，以后还是继续以使用白银为主，以钱辅银，按银与钱相为表里，二者不容畸重，凡是官府所需花费及民间交易货物等一切行使，大抵数少则用钱，数多则用银。由此可见，白银在清代无疑承担着主要支付手段的职能，自朝廷明令规定，无可替代。

夔州府五十一年

除此之外，我们从大臣们的奏请中，还可以得知白银在商民行使时成色不一，自十成至九成、八成、七成不等，并且各省份的名称又有不同，如江南浙江有元丝等银，湖广、江西有盐撇等银，山西有西鏪及水丝等银，四川有土鏪、柳鏪及茴香等银，陜甘有元鏪等银，广西有北流等银，云南、贵州有石鏪及茶花等银，此外又有青丝、白丝、单倾、双倾、方鏪、长鏪等名色，五花八门，精彩纷呈。这些称谓与我们现在的叫法出处很大，如四川圆碗、湖南龟宝、广东砝码、陕西槽锭、云南牌坊等，皆是因为根据各自造型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所致。所有各省份这些银锭，根据其髙下轻重不同，所抵钱之多少不同，实可各随其便流转行用。

会理州五十九年

自乾隆继位后，采取了很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凡是官府每年所需维护堤防工程花销，如直隶、山东运河，江南海塘，四川堤堰，河南沁河、孟县小金堤等，向来都是百姓按照田地的亩数捐输，负责收缴的官员里甲，不无苛索，自此以后全部取消，凡是维护花销，全部从司库中支取。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复奏兴修各属城墙，奏请令各州县捐养廉银，乾隆皇帝说：“各官的养廉银，除去正常开销，所剩无几，名为帮助修建，实际上又加派给百姓收缴，害处不小。”故不准。规定各省所需工费一千两以下者，分年修补，土方小工，酌用民力，都要从司库中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