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今川地区分为益州（今成都）、梓州（今三台）、利州（今广元）、夔州（今奉节）四路，合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行省”，是为四川建省之始，四川由此得名。元朝至元23年（公元1286年）设“四川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四川，简称“川”或“蜀”，省会成都，位于中国大陆西南腹地，因物产资源丰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之美誉。

裕国通商兴盛银炉

江北厅

宣统元年灌县盐本

光绪十四年富官引局

邛州盐本

世兴荣匠三泰

魁盛兴同兴元

义发益同裕昌

德昌裕匠国泰

兴盛昌匠国泰

复泰永匠裕昌

四川省通行银锭只有一种锭形，即圆碗形，分为十两和五两两种。虽然形制单一，但是戳记铭文内容却十分丰富，是目前清代各省份银锭中发现最齐全，各种赋税功能最具有代表性的银锭。

二十九年蒲江县盐本

光绪三十二年南部县

永福公唐全盛

永昌公杜裕昌

永昌公唐全盛

云阳局马二十六年杨永丰庆

光绪二十四年彰明县

宣统三年宜宾县匠张恒益

三十四年匠乐山县

光绪三十四年绵竹县

光绪二十四年马边厅

宣统元年安县

二十五年匠瀘州

宣统三年灌县

咸丰以后，国家日益没落，各类新增征收款项名目层出不穷，如按粮加捐、规复差徭、盐引加课、统捐、杂捐等等，名目繁多，也正是因为如此，四川银锭依靠戳记铭文的魅力，一跃成为银锭中的佼佼者，如地丁、津贴、捐输、盐课、盐本、厘金、关税、土药、茶课、丝课、股票、海防等在四川银锭均有发现，为研究四川乃至整个清代时期的赋税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二十二年隆昌县

嘉定白蜡公司

民国八年雅安县

光绪三十年白蜡公司

光绪二十六年苍溪县

光绪二十七年温江县

光绪二十二年云阳县

十七年成都县

光绪二十五年江津县

二十六年德阳县

三十一年璧山县

光绪三十一年永川县

丁酉年南部县

三十三年新津县

民国十八年康定县

光绪二十七年白蜡公司

光绪三十年渠县

光绪十八年永川县

宣统二年广元县

三十四年匠长寿县

綦江县涪局文

光绪二十五年嘉定白蜡公司

德玉楼

资州二十七年匠张恒益

阆中县六年匠陈宝山

渠县八年匠张宝和

遂宁县

华阳县

荣县渝福荣制

富顺县

长寿县

五十年喻英文马边厅

雅安县九年匠俞国良

雅安县九年匠俞国良

当面过针过后不认

成都县三年匠义和

渠县八年匠张宝和

金堂县

城都俯

嘉定府

遂宁县

鑪定县

富顺县

荣县

金泉号

足色

郃西马玉公议银炉

十六年

永兴楼

鸿发局

保元祥

成都府

道光六年长寿县

永丰楼

道光十年乐山县

永裕楼

荣兴楼

富顺县五十年俞英文

宁远府喜

犍为县道光年俞国良

南郑县

宛平县

成都

文复兴

吉谦

大椿源

乾泰昌记

福泰荣

成都省

乾元号

瑞昌厚

天生荣

西和恒丰

元泰号

春生和

合州

永隆裕

四川银锭有官锭和商锭之分，官锭一般由府县名、纪年、银匠名、赋税品种组成，为上缴省库之用，如“铜梁镇二十四年津贴”、“蓬州宣统三年捐输”、“光绪二十九年灌县盐本”、“蓬中票厘局”、“雅安县三十二年地丁”等。还有一种为地方存留银，作为本地方行政管理等使用，一般只在银锭表面打印县名或者纪年，如双戳记或单戳记“富顺县”、“荣县”、“华阳县”等。而商锭一般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戳记，为银号、银匠名称，如“永兴楼”、“永裕楼”、“大椿源”、“文復兴”、“乾泰昌记”等。

地丁：

古者赋出于地，役出于丁，地与丁分别征收。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平定江南，其土地规则悉以明万历之制为准。丁税，民十六岁为丁，六十岁而免，丁口五年调查调整一次，按丁抽税，丁增而税加。地税按亩征收，田分三则九等定率。

康熙粮银纳户执照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曰：“康熙五十一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定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查明造报。’廷议：五十年以后，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五岁一编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使得丁银数额稳定下来，相对减轻了贫民负担，较少了因为人头税而产生的贫民逃亡，又保证了国家的税收，是赋税发展的一大进步。

富顺县地丁纹银喜

合州地丁

清朝政权建立之初，国家尚未实现统一稳定，战争不断，百姓伤亡甚多。从明末天启年间至顺治时，全国在籍人口及在册耕地大幅减少，国家动荡，经济衰退。清政府为了招抚流亡，恢复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政权，以明晚期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进行赋役的征收。在其征收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体会到了《万历条鞭册》中“摊丁入亩”措施的合理性，加之在康熙后期，国内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动，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丁额缺少，丁银流失。财政徭役以丁，他们便主张“丈地计赋，丁随田定”，即实行“摊丁入亩”，按田定役或摊丁入亩的制度比按人丁定役的里甲制度要稳妥和适用。

江津县足色地丁

江津县足色地丁

公元1722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继位后，在吏治、朝政、军机、土地、籍贯等方面实行了很多新政，其中“摊丁入亩”就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赋税制度改革。

地，即地赋；丁，为丁税。清制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男子为丁，凡丁皆需服徭役或缴丁税。所谓“摊丁入亩”，即地丁税银，就是废除了以前的人丁税，将田赋和丁银合在一起收缴，丁随地起，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中征收。

雍正五年婺源县丁地银纳户执照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一》曰：“雍正初，令各省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输纳征解，统谓之‘地丁’。先是康熙季年，四川、广东诸省已有行之者。至是准直隶巡抚李维钧请，将丁银随地起征，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嗣后直省一体仿行。”

南充县十三年地丁

眉州宣统二年地丁

条例规定，每亩地征收银一两，丁银二钱二厘。这是直隶省的征收标准，全国其他的省份根据情况各自摊入征收的标准又不同，于是地赋一两，福建摊入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不等；山东摊入一钱一分五厘；河南摊入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不等；甘肃、河东地区摊入一钱五分九厘三毫；河西摊入一分六毫；江西摊入一钱五厘六毫；广西摊入一钱三分六厘；湖北摊入一钱二分九厘六毫；江苏、安徽摊入一厘一毫至二分二厘九毫不等；湖南地粮一石，征一毫至八钱六分一厘不等。自此以后丁徭与地赋合二为一，百姓除了缴纳地丁银以外，没有其他徭役了。只有贵州、奉天户籍未定，仍然按照地赋和丁银分开征收。另外山西阳曲等四十二个州县，也另外编定丁银。

梁山县二十九年地丁

摊丁入亩的实行，解决了贫民地少人多的状况，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助于国家的税收和政局稳定，也标志着从雍正开始延续了数千年的人头税制度被废除，使得赋役平均，《清史稿》言：“自后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

富顺县光绪八年地丁

长沙地丁

地丁银锭在四川等地多有发现，一般为三戳记，上有县名、匠名、纪年，一般来说，三者缺一不可，如有成色、重量上的差错，便于事后责任追究，为摊丁入亩实行以后白银征收地丁上缴国库的证明。也有银锭表面只打“地丁”或者带县名如“合州地丁”戳记的特殊情况。存世的清代四川地丁银锭，大多数都是光绪至宣统年间所铸，从实物看，无论是何州县或者年号，其银匠名号多为“涂裕盛”、“周源义”、“恒足生”、“兴隆号”、“兴顺源”、“坤甡永”、“裕泰德”、“恒泰裕”、“宝源通记”等，光绪以前发现较少。

厘金：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天平天国”起义，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便攻占汉阳、南京等南方重镇。起义爆发后，赋税征调不及时，不得不借助民力。征收税粮一两，加派差银数倍不等，事变平定以后，差徭繁重如故，钱粮或有减免缓征，而差银则在歉收年份照常征收。

咸丰镇压太平天国之际，英、法两国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再次发动对华侵略，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由天津登陆，逼近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避难。不久联军攻入北京，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遭遇浩劫，被洗劫一空，古籍文献、金银财宝、艺术珍品损失不计其数，并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共赔偿白银两千七百万两，而俄国趁火打劫，侵吞北方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从此进入半殖民地社会。

咸丰皇帝从继位后，国家动荡，各地起义不断，直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才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国库白银入不敷出。《清史稿》记载，咸丰三年，刑部右侍郎雷以诚治军扬州，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厘捐，厘金抽捐，创始于扬州一隅之地，后逐渐推行至全国。同年，苏州、常州沦陷，丁粮、漕粮没有征收上来，于是朝廷在上海设立厘局，接济国库之资，又设立江厘捐，归大营粮台经营管理。咸丰五年，江西设立了六十五局卡，湖北设立了四百八十余局卡，湖南亦设立了城内外总分各局，江苏扬、常、镇各府属添设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营、荷花池五个局。御史宗稷辰言：“大江南北设卡过多，收捐太杂。”朝廷下令酌量裁并。

税厘局

咸丰六年，吉林、盛京抽收商货及粮石捐，值百取一，吉林也这样抽收，乌鲁木齐之吐鲁番也抽收棉花厘金。七年，设置湖北厘金总局。八年，规定河南省的厘捐除水烟、药材、茶叶外，其余货物一概不抽收厘金，并裁撤陕州、荆子关及沿河各局卡。同年福建、广西均设局卡，抽收货厘。九年，登州、莱州、青州三府属海口设局抽厘。山西设立筹饷局，收取行商药税及百货厘捐，于各隘口设立七个总卡及各分卡。十年，因为张家口办理厘金做法不当，激成事变，各文武各员都受到严厉谴责。两江总督曾国籓以湘军援鄂为由，奏请于长沙设立东征局，每收复一地，即酌情添设局卡，以接济军饷。所有货物都在本省所抽取厘金之外，再加抽半厘，皇帝答应了曾国藩的奏请。当时江北八里铺及广东韶关、肇庆府都设置局卡抽收厘金。十一年，将山西行商药厘改为为税课。安徽抽收厘金，设立正卡，省局所管辖有四处，皖南及淮北局所辖各三个，并设立五十九分卡分巡。贵州也在四川、两湖邻近地区设立货厘局。当时各省厘局设立过多，皇帝担心给商民带来负担，命令除各省主要交通要道外，其余的局卡一律裁撤。

嘉定厘局茹

泸州厘局刘

嘉定厘局刘

赵镇厘局延

资州厘局何

厘金，中国自清代至中华民国初年征收的一种值百抽一的商业税，税率为1厘，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创行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为江北大营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在扬州里下河设局劝捐，开始按照田亩丁银抽捐，根据多寡，每亩起捐三十文不等，后对各行业及商铺，一律照捐抽厘，遍及百货。

合州货厘

各省并专门设立厘金局，有捐厘局(淞沪)、厘捐局(金陵、天津)、牙厘局(苏州、浙江、安徽、江西、云南、湖北)、厘金盐茶局(湖南)、厘金局(广西、山东、甘肃、四川、贵州)、税厘局(福建)、厘税局(陕西、河南)、筹饷局(山西)。总局之下，设立各局卡，各通商要道设正局或正卡，管理抽厘，以便收取，到同治初年，通行全国。课税对象甚广，各省厘局设立繁多，税率也不一致，虽朝廷担心有累伤民，多次下令裁撤，但是全国财政吃紧，裁并效果甚微。

光绪二十二年万县土厘局刘

厘金创始之初，本是一种为支应军饷临时筹款的方法，随着全国的推行，逐渐演变为官府敛财的一种途径。咸丰三年，厘金的征收，增加了百姓和商业的负担，其各地官吏以此为名滥收无度，地方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税收制度，除一定数额上缴朝廷外，其余部分入各地府库，甚至中饱私囊，由此是货俱征，危害伤民史无前例。同治、光绪年间虽有臣工整顿厘金革除弊处的奏请，但是一直没有彻底废除，直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由国民政府废除。

宣统元年乐至票厘

成都府益厘局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内忧外患，战乱频繁，咸丰帝病逝于热河避暑山庄的行殿寝宫内，年仅六岁的载淳即位，年号“祺祥”。两宫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和钮祜禄氏与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将八名顾命辅政大臣处死或流放，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叶赫那拉氏为同治皇帝生母，即慈禧太后。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使清朝政府认识到西洋科技的先进，奕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臣开始学习西方技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针展开自强救国策略，又称“洋务运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清朝与各国之间的外交事务，包括对外贸易、边疆防务、海军建设、矿产开采等，另外在上海、南京等地兴建军工厂，制造轮船、洋枪、洋炮、火药等军用器械，开办外国语学院，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出美国留学，洋务运动使清朝国力暂时得到恢复和增强，文武齐心合力，国家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

光绪十七年四川厘务总局

《清史稿》记载，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因为以广东官绅办理厘捐时营私舞弊，特命三品京堂晏端书驻扎韶关，督办广东厘金。四川总督骆秉章亦以粤省厘捐积弊为言。皇帝告诫端书以：“厘捐原出于不得已，总期有益军饷。无戾民情”。御史丁绍周言：“厘捐各委员徒事中饱，民怨沸腾。”命令裁革各委员，统归地方官管理。至于通都大邑厘捐事务繁杂，命令派道府等官办理，并照部章分晰开载，榜示通衢。当年设江宁大胜关厘卡。河南禹州、陕州及河内县、清化镇均设药材厘金分局，禹州还抽收百货厘金。移设衢州府牙厘总局于浙江省城。除杭州、金华、严州三府外，其余八府均设分局分卡。设周口、三河尖两个厘税局。

二十六年赵镇厘局张

自咸丰三年征收厘金税开始，百姓负担沉重，至同治时期，不断有官员上奏言明厘金之害，但是朝廷财政紧张，只能征收于民，保证国家的基本运转，所以将厘金税收加强管理，另外各省又增加了几处分局，可见同治时期厘金税收已然成为国家的正税。

光绪二十四年乐厂引厘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曰：“同治二年，两江总督曾国籓疏，略言：江西自咸丰九年，制定章程区分茶厘和茶捐。每一百斤茶除去在境内抽厘银二钱，出境时又抽一钱五分外，向来对产茶及设立茶庄处所鼓励办茶捐，每一百斤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填写收据，准许按照筹划饷银的事例汇齐后申请奖励。臣仍照旧章办理。本年根据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的报告，请遵照户部奏准，饬令将盐、茶、竹、木四项统征关税，已于三月起征。江西茶叶运至九江，有华商、洋商之分。洋商既已经完纳子口半税，固然不能再抽取厘金，华商既已完纳浔关的正税，也不应该再缴纳厘金。臣即照部章，于义宁州开办落地税。唯有原来供给朝廷用的大箱净茶征税稍重，分别核减。参考斟酌茶捐旧章，每一百斤，义宁州等处征一两四钱，河口镇征一两二钱五分，都一概充作臣的军营军饷，由臣刊发税单护票，委员经收。或由业户自行完纳，或茶庄代为完税领单，至发贩时，统一由茶庄缴销税单。华商换给护票，洋商即凭运照，贩至各处销售。除了华商完纳九江关税、洋商完纳子口半税外，经过江西、安徽各厘卡，验明放行。如此办理，与户部原奏、总理衙门条约，一一符合。税单虽系茶庄经手，税银实为业户所出。洋商不得借口于子口半税，而禁止中国的业户不完纳中国的地税。华商既然免去逢卡抽厘，亦不至于纷纷私买运照，冒充洋商。”得旨允行。

荣经县炉关茶课

从以上清史稿记载可知，自同治二年三月开始起征盐、茶、竹、木四项关税，另外着重提到了茶税，茶商分为华商和洋商，即国内商人和外国商人，曾国藩言：“洋商既完子口半税，固不抽厘，华商既纳浔关正税，亦未便再令完厘。”这里提到了子口税，是指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天津条约》的规定，外国商船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不需要再重新交纳。

盐厘

按条约规定，外商在这些地方购茶后，只需交纳半税，就可免除沿途厘卡的一切捐税。而国内商人却要“逢关抽税，过卡抽厘”，这样外商就可以依仗低税来对中国的商品进行掠夺。曾国藩建议增加“落地税”，亦称“落地捐”，指商贩出售各种产品时就地所收的税，此议针对洋商在国内贩卖茶叶或进口物品等而制定的，抑制洋商进口中国的物品价格，增加对洋商在国内交易的赋税征收，故“洋商不得借口于子口半税，而禁中国之业户不完中国之地税”。

乐厂引厘光绪十七年匠周吉泰

同治三年，从闽浙总督左宗棠请，谕绍兴属八县六场，正杂钱粮，统照银数征解，革除一切摊捐及陋规，计减浮收钱二十二万有奇，米三百六十余石。这是蠲免浙江绍兴钱粮，并去除所谓捐输的例子，是一种嘉奖，也是一种尝试性改革。

同治二年丝斛厘课

同年，直隶设立天津双庙卡，淮南也设卡抽取邻近地区私货厘金，浙江规定了每斤蚕丝的丝捐数额。河南因为捻军作乱骚扰，停止收取禹州厘捐，但不久又恢复。因厘金税长期累民，同治三年以后各地方官员上奏请撤，当时湖广总督官文上奏：“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甘、云、贵、广西等省厘金不多，军务告竣，即可议撤。其余东南各省厘金，不可骤裁，留作善后之费。”曾国籓则以江宁克复为由，奏请停止征收广东厘金。皇帝担心军饷难以接续，没有允许。

盐厘局

富荣盐厘五年匠俞天泰

四年，裁撤湖南东征局，将江北总局改为金陵厘捐总局。福建设税厘总局，征收百货及茶叶厘金。六年，湖北经过裁撤，保存了厘局分卡八十六个。湖南合并各个分局，统一命名为厘金盐茶总局。七年，规定厘金上报户部，按照两淮盐厘上报方法，一年分两次。当时军务逐渐平息，督抚、台谏屡屡以裁撤厘金上奏。皇帝饬令各省酌情存留大宗主要的局卡，裁去零星分局。于是湖北又裁去五十四局卡，浙江裁撤合并了十六个局卡。

二十四年灌州厘局蔡

厘金局

同治八年，甘肃开始抽取百货及盐茶厘捐后，又决定对广东省城及佛山、江门、陈村各繁盛处所，补抽百货坐厘，由商人承办。九年，广西减免厘金，改征西税。十年，采纳御史黄槐森的建议，革去广东厘局帮费名目，并裁汰吏胥。直隶将天津府捐输义馆改为百货厘捐局，设置东河、西河、南河、海河四个分卡，并于东关设置洋药厘捐局。十三年，停止山海关的临榆县厘局。云南省城设立牙厘总局，各府设立分局二十三个，及各井盐厘局。

梁山县回龙场土厘局

渝土厘局程

统观同治时期的厘金税收，虽然后期有所裁撤合并，但是却是朝廷不可缺少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从“上饬各省酌留大宗，裁去零星分局”，可见朝廷对厘金的依赖和重视。

富顺县引厘局

绵竹县三十年肉厘

从目前存留下来的实物看，四川省的十两厘金银锭较多，如“厘金局”、“渝盐厘局”、“潼局盐厘”、“引厘局”、“票厘局”、“嘉定厘局”、“丝厘”、“肉厘”等，湖北省的厘金多见于五十两银锭，如“汉厘”、“牙厘总局”、“湖北盐厘局”等，其他省份流传较少。

津贴：

嘉庆元年，白莲教于湖北、四川、陕西诸省起义，清廷历时近十年始平定，军费耗巨，四川官府向民间大肆征收按粮军需津贴，而且白莲教平定后，官府亦未停征。

德阳县纳津贴正银

光绪年《长寿县志》记载，嘉庆十六年，御史韩鼎晋《奏陈四川应除积弊六条疏》：“川省山川险阻，从前剿办两金川、两藏、苗疆时，挽运刍粮，不能不稍资民力，所以各冲途州县设立军需局，迨剿办教匪时，改为津贴，民力虽疲，亦争先恐后。幸而边隅静谧，地方官吏自当爱惜民力，以休养生息为务；乃科派津贴之事，竟成积弊，牢不可破。查近来冲途州县，每年仍按粮科派，易名曰夫马价，以为供应大员往来差使杂费，其实本官衙门一切费用，俱出于此。每丁银一两或派制钱八百文、一二千文不等；一年数次，设局征收，恬不为怪。”

什邡县十一年津贴

可见清廷在平定白莲教后，四川地方官府并未停征军需津贴，每年扔按粮摊派，并巧换名目为“夫马价”，遮人耳目。此名为夫马价、实为按粮津贴的摊派，每年竟征银至一百六七十万两，是地丁正税的两三倍。

重庆府合州乐输津贴银

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天平天国”起义，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便攻占汉阳、南京等南方重镇。起义爆发后，赋税征调不及时，不得不借助民力。征收税粮一两，加派差银数倍不等，事变平定以后，差徭繁重如故，钱粮或有减免缓征，而差银则在歉收年份照常征收。

隣水县十一年津贴

咸丰三年，因白银亏钱匮重，军需及河工饷耗费白银二千数百万两，命令户部集议发行官票一事。惠亲等人奏请饬令户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而行。银票与钱钞用皮纸制成，上面提有“户部官票”字样，左边为满文，右边为汉文，都是双行，中间标有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面写有“户部奏行官票”。

户部官票

凡是原意将官票兑换成银钱的，与白银一律看待。钞边图饰为龙，钞面提有“大清宝钞”，汉字平例，中间标有准足制钱若干文，旁边八个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面写有“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字样，边文和银票相同。规定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银票与钱钞也按照这个标准抵折。

铜梁县二十四年津贴

咸丰四年，因太平天国起义发展迅速，东南产粮区迅速脱离了清朝的控制，被太平军占领。战争开始以后，四川等省向百姓办理钱粮借征，以充兵饷。总督裕瑞奏请劝谕绅民，罢除借征，按粮津贴。四川省首先在田赋正税之外，每征地丁正银一两，加征津贴一两，每年与地丁一起开征、交纳，各省附后仿行。清王朝为了保证国家对军政用粮的需要，加重了对其他省区的田赋征收。

新安卫津贴执照

同治三年四川布政使和盐茶道发文的《续办津贴告示》：“…兹拟于同治三年再行劝办按粮津贴，每条粮一两，仍征津贴库平库色银一两，于开征时随粮交纳，…除地丁仍照旧章上纳外，其中津贴一项，止须库平、库色，并无加平、火耗等项名目及另有丝毫浮费，即设局、薪水、鞘匣等项，亦在正项银内扣支。该绅民人等毋得轻听浮言，另加使费。其有银数甚微，情愿以钱上纳者，仍听其便，即照市价合钱上纳，不必格外加增分文。一切征收事件，务由地方官选派公正绅耆，设立公局，妥为经理，不准假手书役，致滋弊端。一俟收有成效，仍交地方官倾销足色，随同地丁批解。…”

大邑县二十五年津贴

可见，川省的按粮津贴，每征地丁正银一两，加征津贴一两，每年与地丁一同开征、交纳。除对部分穷困边瘠的州县免征外，四川全省按粮津贴年约征银54万两。与地丁为官征官解不同，津贴为官府监督下，绅征官解。各地官府挑选当地资深名望绅士负责，设立公局，办理津贴征收事宜。对于足额征收的花户，官员开具津贴税票。每年征完后，随同地丁银一同解省。

乐至县津贴执照

光绪十七年，户部上奏更定岁出岁入，以光绪七年一年岁出入详细册底为据。言道：“户部为钱粮总汇的地方，以前出入均有定额。入款不过地丁、关税、盐课、耗羡数端，出款不过京饷、兵饷、存留、协拨数事。自从战事一开，出入难依定制，入款如扣成、减平、提解、退回等项，皆系入自出款之中。出款如拨补、筹还、移解、留备等项，又皆出归入款之内。汇总之后不容易核算准确。此次所办册籍，以地丁、杂赋、地租、粮折、漕折、漕项、耗羡、盐课、常税、生息等十项为常例征收，以厘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等四项为新增征收，以续完、捐输、完缴、节扣等四项为本年收款。除去蠲缓未完各数，通计实入共收银八千二百三十四万九千一百九十八两，是为银收。”

仪陇县二十六年津贴

光绪中期，仅常例征收的税赋就有十项，另外又新加了厘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等四项，可见农民负担之重，四川关税、津贴银锭流传实物中多有发现。

秀山县三十二年津贴

初因承办巨额军需协饷，开征按粮津贴，本是附加于地丁钱粮上的一种临时性税收，但官府自咸丰四年开征，每年都向朝廷奏报续办，至宣统三年满清灭亡止，五、六十年间从未停征，按粮津贴由此成为国家正常赋税。

眉州光绪八年津贴

咸丰年间的津贴银锭所发现不多，光绪年间的多有流传，如“大竹县、二十五年津贴，匠恒足生”、“大邑县，二十六年津贴，匠周源义”、 “铜梁县、二十四年津贴、匠周源义”、“绵竹县，三十二年津贴，匠恒足生”等，锭面錾刻地方官府名、年号和匠名，有的还錾刻有税种名称，以四川地区发现为主，因相对少见，所以价格较高。

捐输：

顺治以后，驻守云南边陲的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等藩王势力逐渐增大，不断地向朝廷索要粮饷及各种开支，积极扩展军事力量，拥兵自重，不仅在经济上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而且在政治上危及到朝廷安危。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康熙皇帝决定裁撤三藩。当年冬11月，吴三桂杀云南巡抚朱国治，以反清复明的口号起兵反叛，很短的时间内，攻占湖南、四川等地，成为割据势力。康熙皇帝通过招抚、拉拢叛将，孤立吴三桂，并大胆启用汉人为大将，鼓舞朝廷士气。康熙二十年，清军占领云南省城，三藩之乱最终平定。

三藩之乱历时八年，占据南方半壁江山，而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等地皆是朝廷税赋上缴的重地，因此在经济上给朝廷造成了极大地损失，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危急时刻，康熙下令捐输助饷，以解朝廷燃眉之急。清朝魏源《圣武记·卷十一》曰：“康熙初，三番叛逆，国朝捐输助餉，始於康熙初三藩之变。”捐输征收性质为“捐”，朝廷面临战事危机，怕强征引起民变，这也是康熙皇帝的明智之举。

二年匠义成亨筹捐

峨眉县三年捐输

金堂县宣统三年捐输

南川县二十六年捐输

开捐三年，朝廷所得甚少，仅入二百万，只得酌情增加课税、追缴田赋等措施来增加朝廷收入，以供国用。《圣武记·卷十一》曰：“及云、贵、川、湖、闽、粤、陕、浙、江西各省变动，天下财赋复去三分之一，开捐例三载，仅入二百万，则其实海内之歉啬可知，今见于方略者，若裁节冗费，改折漕贡，量増盐课杂税，稽查隐漏田赋，核减军需报销，亦皆所裨无几。”

六年匠张恒益捐输

捐输十年匠张宝和

彭山县二十二年捐输

合州光绪十一年捐输

由于是捐输，故数目不大，十六年宋德宜奏言：“频年发帑行师，度之不继，俯允廷臣之请，开列捐输，酌便济时，天下万事共知焉不得已。计三载所入二百余万，其捐纳最多者莫如知县，至五百余人。请勑户部限期停止。”

由以上记载可见，“捐输” 起于康熙十二年三藩之变以后，止于十六年，是一种朝廷危急时刻由各地官员及乡绅百姓自愿助国的财物，由朝廷统一收集后上缴至国库的特殊产物，强调为“捐”，故康熙时期的捐输不应看作是税收，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

巫山县二十二年捐输

资阳县三十二年捐输

富顺县三十二年捐输

大邑县三十二年捐输

雍正二年，随着“养廉银”和“火耗归公”的推行，集中了征税权力，减轻了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的薪给，对整顿吏治，减轻国库负担有积极作用。但是各州县以此为名，重敛于民，加派私征，为中饱私囊，谎报地方灾情，使得州县亏空，多征于民而少缴于库。鉴于此，又谕户部曰：“州县亏空钱粮，有阖属百姓代偿者，名曰‘乐捐’，实无异强派，应饬禁止。”

“乐捐”是雍正初期的赋税收入，于康熙时期的捐输不同，后因实施不利于民，故下令禁止收取。

四川捐输照票

《清史稿》曰：“至乾隆三十一年，岁入地丁为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馀万两有奇，芦课、鱼课为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馀万，是为岁入四千数百馀万之大数，而外销之生息、摊捐诸款不与焉。”

峨眉县捐输纳票

川省的按粮捐输，史书确认为同治元年开征，实际自咸丰十年地方州县已私自开征，而得到清廷正式许可则是同治二年以后。全省各厅、州、县除边远贫困的二十三州县无需认捐外，其他全部开征。民国《绵阳县志》载：“…及同治六年，粤寇灭后，清廷取销各省上项各捐，以昭大信，独四川督臣奏，川民乐捐，不愿取销。而津贴、捐输，遂独存川省矣。”可见，即使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四川的津贴、捐输依旧照常征纳，直至满清灭亡。

合县津贴捐输执照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录《光绪四年四川学政张之洞上东乡县案是非未明疏》：“…川省杂派最多，若夫马局，若三费局，有者什之八、九。此外，地方公事各局，名目不一，皆取之于民，皆派之于粮，局绅议之，官吏敛之。大率每地丁一两，合之津捐杂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粮民交纳者，先完杂费，继完津、捐，然后许完正赋。杂费不完，串票不可得，无串票，则官得治以抗粮之罪，其术亦巧而毒矣。…”

十二年匠张宝和备捐

捐输

绵竹二十年賑捐

绵竹县三十四年捐输

该疏张之洞为其任四川学政时所作，一针见血道出清末四川赋税实际状况，且此疏作于光绪四年，其实新捐输尚未开征。清末的四川省，每地丁正银一两，征津贴一两，常捐输二三两，新捐输一二两，加上火耗、平余、解费等各项杂支，合计在七八两以上。川省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如夫马摊派、刑狱三费、义卷摊派、城防团练费等等，与津贴、捐输一样，皆按粮派征于民，赋税最重的合州等州县，每地丁一两竟加征至十四两以上。官府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四川赋税之重，远较其他各省为甚，百姓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

乐至县常捐新捐照票

光绪二十六年以后，清廷为偿付庚子赔款，新增加的征收款项，主要有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征收丁漕钱价、规复差徭、加收耗羡之类；盐捐，如盐斤加价、盐引加课、土盐加积、行盐口捐之类；官捐，如官员报效、酌提丁漕盈余、酌提优缺盈余之类；加厘加税，如烟酒土药的加厘税、百货税改为统捐、税契加征之类；杂捐，如彩票捐、房铺捐、渔户捐、乐户捐之类；节省，如裁节绿营俸饷、节省河工经费、核扣驿站经费、节省各署局经费之类；实业，如铁路、电局、邮政收入，及银行、银铜元局、官办工厂商局余利之类。

铜梁县新捐输纳票

四川因解赔款，而按粮津贴、捐输之外，又有赔款新捐。两江、闽、浙、湖北、河南、陕西、新疆除去地丁银和漕粮照旧征收外，又增加曰赔款捐，曰规复钱价，曰规复差徭，曰加收耗羡，名称虽不同，实际上与加派赋税没有大的区别。

汉洲顺直赈捐张裕泰

十一年匠袁恒泰酌捐

威远县十八年捐输

南充县二十九年捐输

同样按粮摊捐，为与原捐输区别，称之新捐输。而原捐输为常捐输。两种捐输用途不同，常捐输为支付军饷，新捐输专门用于赔款。与按粮津贴一样，按粮捐输亦由地方官府选派家底殷实的富绅设局承办。由于捐输和津贴同处一局征收，又称津捐局。

十一年匠海防捐输恒泰号

十三年匠张宝和接捐

蓬州宣统三年捐输

双流县二十六年捐输

与地丁和津贴银锭一样，存世的四川捐输银锭主要为光绪至宣统年间所铸，光绪早期以前银锭上的戳记多为方章加长章，银匠有“张恒益”、“兴隆永”、“裕通厚”、“天福隆”、“义诚亨”、“恒丰”、“荣昌”等。光绪中期以后至宣统年银锭的戳记为一横两竖的长章，银匠有“周源义”、“裕国泉”、“涂裕盛”、“恒泰裕”、“恒足生”、“义利甡”、“宝源通”、“裕泰德”、“兴隆号”、“张恒益”等。

二年匠张宝和展捐

绵竹县二十四年赈捐

渠县十五年捐输

资阳县二十四年捐输

从存世看，捐输多有发现，如“三台县、匠周源义、二十七年捐输”、“捐输、六年匠张恒益”、“南郑县捐输局”等。存世实物上同样以捐输锭稍多见，地丁次之，津贴最少。此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当时各项赋税收入成正比的。

夔关： 

夔关，鸦片战争前我国最大的商税常关，设在四川东部的夔州（今重庆奉节），是长江上的重要关口，对过往川江的商船征收商税，其通关厘税一直是四川第一大税收来源，全省最主要的财政支柱。

光绪二十七年夔关

三年十一月夔关罗寿先福

二十一年七月夔关匠王同丰福

夔关同治纹银

雍正《四川通志》记载：康熙五年(公元1666)十月二十七日四川巡抚张德地题本称：“夔郡实系吴楚上游，明季于斯设税。自叛逆盘踞，夔路梗塞，是税淹废。兹寇平时宁，舟楫稍通，仍宜于此设税，俾一府佐经理征收。自是裕如，较之僻处便可以一倍十。”后部议复设。“夔州府榷关，设自康熙六年”。

四川夔关

九年正月夔关匠王福兴

元年八月夔关周福泰税

昭信股票：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国清政府为偿付对日本战争“赔款”而举借的内债。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清王朝的极端腐败，中国战败。

达县昭信分局宝源通

公元1895年4月 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侵略者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第一年交一半，其余分六年交清，未交清的部分每年必须偿付5%的利息。甲午战争“赔款”加“赎辽费”3000万两，约合3.5亿日元，约等于日本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2倍，全国财政收入的4.3倍。而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还不足8900万两白银。为筹集赔款，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发行了“昭信股票”。

达县昭信分局宝源通

由于昭信股票是用于莫须有的赔款，遭到社会的广泛反对，清政府被迫于公元1898年9月下令，民间停办，官员仍准请领购买。昭信股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历史见证。

盐课：

在四川地区盐务，开始以潼川府的射洪、蓬溪产盐最为旺盛，嘉定府的犍为、乐山、荣县，叙川府的富顺次之。以后，射洪、蓬溪产盐反而不如犍为、乐山、富顺、荣县。

盐课

盐课

光绪十三年射洪县盐课

乾隆四十九年，各处盐井衰落歇业，当时担任盐茶道的官员林俊，允许百姓开凿盐井，不增加盐税，四川食盐才又开始兴旺起来。

光绪二十九年盐课

只有潼川费用高昂，致使亏欠盐税银七万两。这才讨论与犍为盐商合作办理盐行，以十二年为限，持续合作了三次。期满后，盐厂食盐产量愈加减少，每年仅能完成正课，羡截银无法完纳。

乐至县盐课

“羡”即羡余银。所谓“截”，指截角银，是在缴课截脚时缴纳的银两。当时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射洪、盐亭、平武、江油等三十一个州县，因为食盐滞销，盐商倒闭，盐岸不实，百姓在附近盐场购买食盐，正杂课银都归入地丁摊派征收。

长寿计岸商正兴荣

四川食盐起初以云南、贵州作为边岸，分别为滇岸和黔岸，而黔岸又分为四路，由永宁往下称为“永岸”，由合江运抵贵州的仁怀称为“仁岸”，由涪州往下称为“涪岸”，由綦江往下称为“綦岸”。在本省及湖北销售的称为“计岸”，潼川州销售的称为“潼岸”。

仁边商协兴隆

河东总岸设立于咸丰初年，其中行销陕西的，以三河口作为汇合地点。行销河南的，以会兴镇作为汇合地点。山西则是蒲盐、解盐，在安邑、运城立岸，而泽州、潞州等处也都设立分岸。

南记商恒益丰

光绪初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规定官运商销，先从黔岸做起，筹划了十五条章程，在泸州设立总局，四个口岸分别设立分局，任命道员唐炯为督办。其后唐炯接办岸，川盐行销云南，只有昭通、东川两府设立张窝、南广两局，称为“大滇边”、“小滇边”。

綦岸商

永岸匠李义顺

永岸商三益公

杜裕昌复泰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