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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盛世-“饼”“铤”称谓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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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唐朝时期,从目前所见白银实物的样式,主要有饼型和铤型两种造型。

银饼的称谓早在东汉末三国时期就有记载。如《三国志•魏书•齐王纪》曰:“其追封修为长乐乡候,食邑千户,谥曰威候;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饼,绢千匹,以光宠存亡,永垂来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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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三朋”“西”银饼


以上记载中,白银造型提到了“饼”字,由此可见,银饼早在东汉甚至更早就已经使用,金饼在汉朝多有实物面世,而银饼没有实物发现。直到唐朝时,银饼在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中才有出土,铸造时间为唐玄宗开元十年至开元十九年间,为唐朝时各县上缴朝廷的赋税庸调银,如“怀集县开十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陈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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洊安县开元十九年银饼


唐朝银铤从目前发现的铸造时间看,基本上是唐玄宗天宝年间、唐德宗建中年间为多,后期还有唐敬宗宝历年间和唐僖宗广明年间等。从银饼、银铤的錾刻铭文看,银饼的铸造使用时间要早于银铤。因银饼存世量、史书记载等稀少,所以容易被人们忽视,而铤则成为唐朝白银的主要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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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面五十两银铤


除此之外,还出现过两端边缘高耸的造型的银铤,如倒置的长形条案,又如航行中的大船,有的或将两端高耸的边缘砸平,可能是为当时运输或储藏方便而为,一般无铭文。

在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中藏有一件这样的船形银铤,长18.6公分,宽5.7公分,高7.6公分,底部刻有“柳大吉”阴文三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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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大吉”五十两银铤


又如浙博研究员李晓萍老师著作《元宝收藏与鉴赏》一书中,收录一件唐代度牒船形银铤,上刻铭文“永州课五十两度牒银刺史崔亢佳”,书中有详细介绍:“度牒是古代国家对于依法得到公度为僧尼的人所发给的证明文件。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时还可以免除地税徭役。唐代对于度僧事宜,已相当重视。在天宝年间重申户部给牒之令,同时限制出家人数和遴选出家人才。僧尼受牒必须纳钱,因此度人为僧,统治者从中得到好处。于是早在唐代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就有了卖度牒的弊政。后来政局不稳定,这种收益成为政府的固定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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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课五十两度牒银刺史崔亢佳银铤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军费增多,政府财政支绌,于是就派人到太原去纳钱度僧尼道士,10天左右得钱百万缗。晚唐时,卖牒的风气日益盛行。”该铤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唐代度牒银铤,应该是将卖牒所得钱财,折换成白银后铸为铤,上缴国库的财物,极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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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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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元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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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同开珎银币何家村窖藏中一次出土了五枚


在陕西西安还曾大量出土白银铸造的银钱,多为当时宫廷洗儿、赏赐、庆贺、谒庙等使用,不为流通。

唐代白银的计量名称第一当首推为“铤”,如《唐六典•卷二十》曰:“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权衡。金银之属谓之宝,钱帛之属谓之货。绢曰匹,布曰端,绵曰屯,丝曰绚,麻曰綟;金银曰铤,钱曰贯。凡四方之贡赋,百官之俸秩,谨其出纳,而为之节制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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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两金铤山西平鲁出土


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四》中曰:“铤,铜铁朴也,从金廷声。”是指没有成型的铜铁,虽不指金银,但是却与金属有关,在汉代书籍记载中虽然没有出现关于白银用铤的记录,但是铤作为常用字已经使用。直到南北朝时期,“铤”作为金银名称才有记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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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铤


《北齐书•卷二十四》陈元康传中曰:“世宗于是亲征,既至而克,赏元康金百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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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铤山西平鲁出土


《北齐书•卷三十九》祖珽传中曰:“珽乃不通此书,唤祖喜私问,得金二十五铤,唯与喜二铤,馀尽自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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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金铤山西平鲁出土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中曰:“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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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铤山西平鲁出土


南北朝时期,黄金、白银的称谓提到了“铤”字,北齐书和魏书中均有记载。由此可见“铤”字用语,最晚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并使用,以金铤为名使用较多,银铤为名使用较少,至盛唐时期银铤才被作为白银名称盛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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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铤山西平鲁出土


如《旧唐书•卷一十六•本纪第十六》曰:“因幸五方,赐从官金银铤有差。”同书卷一十七曰:“庚子,赦:应诸道进奉内库,四节及降诞进奉金花银器并纂组文缬杂物,并折冲铤银及绫绢。其中有赐与所须,待五年后续有进止。”又如《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八》禁珠玉锦绣中曰:“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银器物,今付有司,令铸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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