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观唐朝时期，从目前所见白银实物的样式，主要有饼型和铤型两种造型。

银饼的称谓早在东汉末三国时期就有记载。如《三国志•魏书•齐王纪》曰：“其追封修为长乐乡候，食邑千户，谥曰威候；子袭爵，加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饼，绢千匹，以光宠存亡，永垂来世焉。”

“谢三朋”“西”银饼

以上记载中，白银造型提到了“饼”字，由此可见，银饼早在东汉甚至更早就已经使用，金饼在汉朝多有实物面世，而银饼没有实物发现。直到唐朝时，银饼在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中才有出土，铸造时间为唐玄宗开元十年至开元十九年间，为唐朝时各县上缴朝廷的赋税庸调银，如“怀集县开十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陈窘”等。

洊安县开元十九年银饼

唐朝银铤从目前发现的铸造时间看，基本上是唐玄宗天宝年间、唐德宗建中年间为多，后期还有唐敬宗宝历年间和唐僖宗广明年间等。从银饼、银铤的錾刻铭文看，银饼的铸造使用时间要早于银铤。因银饼存世量、史书记载等稀少，所以容易被人们忽视，而铤则成为唐朝白银的主要称谓。

素面五十两银铤

除此之外，还出现过两端边缘高耸的造型的银铤，如倒置的长形条案，又如航行中的大船，有的或将两端高耸的边缘砸平，可能是为当时运输或储藏方便而为，一般无铭文。

在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中藏有一件这样的船形银铤，长18.6公分，宽5.7公分，高7.6公分，底部刻有“柳大吉”阴文三个大字。

柳大吉”五十两银铤

又如浙博研究员李晓萍老师著作《元宝收藏与鉴赏》一书中，收录一件唐代度牒船形银铤，上刻铭文“永州课五十两度牒银刺史崔亢佳”，书中有详细介绍：“度牒是古代国家对于依法得到公度为僧尼的人所发给的证明文件。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时还可以免除地税徭役。唐代对于度僧事宜，已相当重视。在天宝年间重申户部给牒之令，同时限制出家人数和遴选出家人才。僧尼受牒必须纳钱，因此度人为僧，统治者从中得到好处。于是早在唐代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就有了卖度牒的弊政。后来政局不稳定，这种收益成为政府的固定财政收入。

永州课五十两度牒银刺史崔亢佳银铤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军费增多，政府财政支绌，于是就派人到太原去纳钱度僧尼道士，10天左右得钱百万缗。晚唐时，卖牒的风气日益盛行。”该铤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唐代度牒银铤，应该是将卖牒所得钱财，折换成白银后铸为铤，上缴国库的财物，极为珍贵。

金开元

金开元背图

日本和同开珎银币何家村窖藏中一次出土了五枚

在陕西西安还曾大量出土白银铸造的银钱，多为当时宫廷洗儿、赏赐、庆贺、谒庙等使用，不为流通。

唐代白银的计量名称第一当首推为“铤”，如《唐六典•卷二十》曰：“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权衡。金银之属谓之宝，钱帛之属谓之货。绢曰匹，布曰端，绵曰屯，丝曰绚，麻曰綟；金银曰铤，钱曰贯。凡四方之贡赋，百官之俸秩，谨其出纳，而为之节制焉。”

二十两金铤山西平鲁出土

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四》中曰：“铤，铜铁朴也，从金廷声。”是指没有成型的铜铁，虽不指金银，但是却与金属有关，在汉代书籍记载中虽然没有出现关于白银用铤的记录，但是铤作为常用字已经使用。直到南北朝时期，“铤”作为金银名称才有记载，如：

金铤

《北齐书•卷二十四》陈元康传中曰：“世宗于是亲征，既至而克，赏元康金百铤。”

金铤山西平鲁出土

《北齐书•卷三十九》祖珽传中曰：“珽乃不通此书，唤祖喜私问，得金二十五铤，唯与喜二铤，馀尽自入。”

“万”字金铤山西平鲁出土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中曰：“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

金铤山西平鲁出土

南北朝时期，黄金、白银的称谓提到了“铤”字，北齐书和魏书中均有记载。由此可见“铤”字用语，最晚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并使用，以金铤为名使用较多，银铤为名使用较少，至盛唐时期银铤才被作为白银名称盛行于世。

金铤山西平鲁出土

如《旧唐书•卷一十六•本纪第十六》曰：“因幸五方，赐从官金银铤有差。”同书卷一十七曰：“庚子，赦：应诸道进奉内库，四节及降诞进奉金花银器并纂组文缬杂物，并折冲铤银及绫绢。其中有赐与所须，待五年后续有进止。”又如《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八》禁珠玉锦绣中曰：“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银器物，今付有司，令铸为铤，仍别贮掌，以供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