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公元618—907年），历时约289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由唐高祖李渊建立，国号“唐”，年号“武德”，定都长安。

唐高祖李渊出身于北周贵族，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官拜太原留守。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渊凭借在晋阳宫做留守时的权利和财物，自太原起兵，每战必克，攻占长安，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隋炀帝杨广之孙杨侑为帝。

在平定京师以后，即封存朝廷府库，对赏赐宗室、大臣等费用开销，都有节制，并裁减赋税和徭役。不及一年，公元618年5月，李渊接受隋恭帝杨侑禅位称帝，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大赦天下，并于太极殿宴请百官，赏赐布帛。初期，以关中平原为基础，平定西北、河北、江南等地，收缴残余势力，逐渐将疆土统一。

开元通宝大钱

高祖继位初，钱币仍沿用隋朝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除五铢，行用开元通宝，合计十文重一两，仍在洛、并、幽、益各州设置钱监。武德七年，开始制定律令，重新颁布了土地分配制度、赋役制度、户口等级制度、权衡度量制度等。

其中唐初的赋税制度沿用了隋朝的租庸调制，武德七年后，唐高祖李渊重新颁布了赋役制度，《旧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八•食货上》曰：“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已上免租，损六已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

又据《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记载曰：“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

捧盆景侍女图

旧唐书和唐六典明确规定了租庸调制的缴纳数量和品种，记载中的赋税缴纳只是使用粟、绢、布等实物，另外服役可由交佣代替，每日折绫绢三尺，两种史书记载相仿，都没有提及白银作为百姓缴纳赋税的记录。

而在《新唐书•卷五十一•志第四十一•食货一》中，对租庸调制度曰：“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其中的“调”提到了“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出现了以白银作为赋役上缴的记载。

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

公元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的唐代窖藏文物中，银饼共计二十二枚，其中有刻字银饼四枚，上刻“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怀集县开十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陈窘”等，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洊水，唐高祖武德五年置齐州，唐肃宗至德二年更名为洊安；怀集，唐高祖武德五年置威州，并析置兴平、霍清、威成三县。洊安县和怀集县为岭南道广州南海郡十三县其中之两县，是盛产白银的集中地区。“调”是随乡土所产缴纳的赋税，《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曰：“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十道者，一曰关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东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陇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剑南道、十曰岭南道。其中第十道岭南道地区白银最盛，设右岭南采访使，故岭南地区将白银折变为“调”作为随乡土所产而上缴，属合情合理之事，与《唐六典》所记载“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相符。

怀集县开元十年庸调银

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政变，弑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八月癸亥，高祖禅位，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于东宫显德殿。之后选贤任能，从谏如流，重用魏征等诤臣，出现了政治、经济、武功兴盛的局面。贞观初年，全国户数不足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一斗仅四五钱，外户不闭，牛马遍野，人口繁衍，物产丰富，四夷各族降附者达一百二十万人之多，当年，天下断狱，死罪者仅二十九人，号称太平，史称“贞观之治”。

太宗后，高宗即位，上元丁巳，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弘道元年，唐高宗崩于真观殿，时年五十六岁。宣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

则天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十四岁时，太宗闻其美容而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太宗驾崩后，居感业寺为尼。后被高宗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永徽六年，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皇后。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并称“二圣”。

高宗崩后，武则天废中宗李显、睿宗李旦，于公元690年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定都洛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加封兄子文昌左相承嗣为魏王，天官尚书三思为梁王，堂侄懿宗等十二人为郡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春正月，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以羽林兵入禁中诛之。甲辰，皇太子监国，总统万机，大赦天下。是日，上传皇帝位于皇太子，唐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唐朝政权。冬十一月，武则天崩于上阳宫之仙居殿，年八十三，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经恭宗、睿宗后，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次年改元“开元”后，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唐武则天金简(河南省博物院藏)

唐朝初期实行的是租庸调制，以实物粟、绢、布等上缴赋税，租庸调制度的实行，以人丁为依据。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国内人口户籍长期没有普查变更，人口迁移、死亡，田地买卖易主等已于户籍严重不符，其后国家奢废无节，战事兴起，财政开支逐渐困难，租庸调制度遭到破坏。

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旧唐书食货上记载，开元年间，御史宇文融献策，清查各地册籍记录以外的剩余田地和各种力役征敛中的虚假账目，有逃往户口自动回归者，免征五年的租税和劳役。每丁量税一千五百钱，设置御史之职管理，分赴各地进行检查和登记，共查出漏登八十余万户，田地数量与此相当，追缴得钱数百万贯。唐玄宗认为宇文融能任，几年之间提拔为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后有太府卿杨崇礼善于搜刮敲剥，分寸锱铢，各地交纳或拖欠朝廷的赋贡，事必躬亲，稍有一点不好就令其折估重征。自此，全国各州县为邀宠晋升，征收财物布帛，一年四季都不间断。又户部郎中王鉷进计，担任户口色役使，征剥财货，每年进奉收缴的珍宝、钱财高达百亿之多，曰：“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玄宗日益眷顾，几年间升为御史大夫、京兆尹，兼领二十多个使职。

又有杨国忠借椒房杨玉环之势，承恩幸，兼领四十多个使职。杨玉环后封贵妃，天生丽质，玄宗宠爱有加，诗人李白《清平调》赞其美貌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杨国忠进奉採市银铤

杨国忠为了巴结唐玄宗，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搜刮钱财，卖官鬻爵，赋税剥削加剧，将该收的钱粮、布绵等实物折变成白银用于进献，以供皇室。杨国忠进献铤的发现，为当时各种赋税上缴的例证，该铤正面錾刻“专知采市银兵部侍郎兼中丞知度事丞杨国忠进”，背面錾刻“长安郡和市银一铤十两专知官监太守总制官黄寰英天宝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杨国忠进献铤在全国博物馆中也有展示，如中国钱币博物馆所藏正面錾刻“专知诸道铸钱使司空兼右相杨国忠进”。

杨国忠进奉宣城县和市银五十两银铤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正面錾刻“宣城郡和市银一铤五十两专知官太中大夫使持节宣城郡诸军事守宣城郡太守上臣苗奉天宝十载四月”，背面錾刻“专知诸道铸钱使兵部侍郎并太中丞知度文事臣杨国忠进”。《旧唐书•卷一百六•列传第五十六》曰：“天宝八载，玄宗召公卿百僚观左藏库，喜其货币山积，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国忠既专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会林甫卒，遂代为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等使并如故。”

杨国忠进奉鄱阳郡採银丁课银五十两银铤

另外，各节度使、观察使等官员争相效仿，极力搜刮民脂民膏，为邀得恩宠，以赋税或其他名义折变金银进献朝廷。此风盛行下，全国各级州府、官吏加重了赋税，逐级进奉，均田制遭到破坏，农民负担沉重，无力承担租庸调制下的赋役义务，使国家逐渐陷入财政危机之中。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趁唐朝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时期发动叛乱，并攻陷长安，年号“圣武”，史称“安史之乱”，至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方才平息，历时七年零二个月。自此，唐朝元气大伤，由盛转衰，此时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财政收入锐减。

建中二年停减课料银五十两银铤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二月，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始改行两税法。派遣黜陟使分赴各地推行，并昭告天下曰：“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郡县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各有不便者，三之。余征赋悉罢，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数为准。征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违者进退长吏。令黜陟使各量风土所宜、人户多少均之，定其赋，尚书度支总统焉。”

建中四年上都银五十两银铤

该法取消了租庸调制按人丁为据征收赋役的办法，改为以户为单位，不分本地常驻户和外来流动户，一律编入现居住州县户籍。人不论丁男、中男，按照贫富等级差距区分。经商的人，按照所在郡县收入三十分之一纳税。定居的民户，一年分为秋、夏两季征收，如有不方便的地方，也可以分为三次征收。除丁口数外，其他所有征赋全部废除。田亩之税，按照大历十四年所耕种的田亩数为准。夏季征税不超过六月，秋季征税不超过十一月，违者处罚郡县长官。令黜陟使各自度量当地风俗及特产、按照人户多少进行平均，确定赋税之额，由户部所属度支部统一管理。自此每岁征得税钱二千五百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供给京师以外各地开销；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一千六百余万斛，供给京师使用。

建中二年减判银课料五十两银铤

两税法的实施，户无主客，可以避免一些官僚、富人为逃避租庸调，而到其他州县置产。改变了原来贫富纳税负担均等的现象，有利于税收的均衡，使朝廷的财政明显增加，对稳定当时的王朝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容管经略诏讨处置等使进奉广明元年进奉贺冬银二十两银铤

至唐德宗建中四年，因讨伐河北三镇及李希烈部叛乱，国家物力消耗殆尽，国库空虚。兴元元年收复京师后，各道开始都有进奉以供开支。其后，各路叛军既平，朝廷无事，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淮南节度使杜亚、宣歙观察使刘赞、镇海节度使王纬、李锜，皆竞为进奉，借以巩固皇帝的恩泽。随贡品所上奏章，皆曰为正税之外的盈余部分，亦曰“羡余”，实为常赋加征入贡。于是造成各地设卡增税，各种杂税层出不穷，各道官员借此中饱私囊，从中渔利，从此习以为常，积重难返。

岭南道税商银五十两官秤

初定两税法时，物重钱轻，于是把税钱折为绫绢等物征收，后来物价渐低，百姓纳税的物品越来越多，绢原来每匹值三千二百钱，后来只值一千六百钱，导致物轻钱重，虽然赋税没有增加，但是百姓负担却越来越重。度支部把应税物品颁发给各司，各司又责成州县压低税品价格，谓之“折纳”，还有“进奉”、“宣索”等，把征徭役改为“召雇”，官府强配征扣称为“和市”，巧立名目，赋税徭役日益加重。

丁卯桥“重伍拾壹两”墨书银铤（镇江博物馆藏）

公元1970年，于洛阳隋唐宫城遗址中出土了一枚银饼，上刻铭文：“安边郡和市银一铤五十两”，与和市银一起出土的还有“通州税口银”，以上这是关于出土赋税银饼实物的记录。从目前出土的唐朝白银实物看，有明确纪年的基本上都是从唐玄宗开元年间至唐德宗建中年间居多。

梓州开元十九年和市银五十两银铤

另外在其他地方出土的白银中，除了铤型、圆饼型外，还有笏版型，如上述杨国忠进献铤，另有“岭南道税商银伍拾两官秤匠黄泰”、“岭南观察使并判官建中二年二月停减课料银伍拾两官秤匠百忠”、“容官经略使进奉广明元年贺冬银壹铤重贰拾两容官经略招讨处置等使崔焯进”、“岭南观使判官建中二年二月减判银课料五十两官秤”等，造型均为笏版型，为了保证成色和各地方的赋税区别，所以上供所造银饼或银铤上面所錾刻铭文极其详细，以备查验，与上述唐六典所记载“凡天下赋调，先于输场简其合尺度斤两者，卿及御史监阅，然后纳于库藏，皆题以州县、年月，所以别粗良，辨新旧也。”相符合。

银铤一组（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从以上各地出土的实物看，这些银铤或银饼都是作为唐朝的赋税而上缴国库的，上面详细的记录了铸造部门、官员官职、上供时间、赋税品种、匠人名称等，有“庸调银”、“税口银”、“采市银”、“矿山银”、“和市银”、“窟课银”等各种赋税品种。如上据旧唐书记载，充分说明当时赋税收取除以实物的形式和铜钱缴纳外，各州郡还将税收折变为白银以宝货的形式上缴，以悦君心。自唐开元、天宝以后，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频繁使用白银，但是有地域局限性和历史特殊性。

唐中期二十三两方槽盐务银铤

自德宗后，到宪宗时，总结历史经验，勤勉政事，在位十五年，成就了唐朝中兴的气象，史称“元和中兴”。 宪宗元和三年六月，下诏禁止采银。《旧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八•食货上》曰：“又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权其重轻，使条专一。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恐所在坑户，不免失业，各委本州府长吏劝课，令其采铜，助官中铸作。”对私自采银惩罚严厉，新唐书中记载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唐会要卷八十九泉货、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中也有相同记载。元和四年，下诏解除禁银令，五岭以北，所有银矿，依旧任百姓开采。宪宗元和六年十月，规定公私交易，金额在十贯钱以上的，必须兼用布帛。

至宣宗、懿宗、僖宗战乱不断、云南蛮族数次侵犯内地，于是调集军队驻守岭南，淮北地区遭水灾，无法征税，后又关东大旱，冬作物无收，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人心思乱。君主昏暗无能，经济、政治衰退，宦官专权用事，征收赋税更加急迫，天下大乱，王仙芝、黄巢等农名起义爆发，国家陷入困竭之地。公元907年，权臣朱温掌握朝政，改国号“梁”，改元“开平”，定都“开封”，唐朝灭亡，历时约289年。

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是从唐朝灭亡到北宋建立的这一段时期。五代指唐朝灭亡后依次更替的中原地区的五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十国指在唐末到宋初之间存在的割据政权，由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组成。五代十国实际上是藩镇割据和唐朝后期的延续，赋税也是沿用唐朝旧制，行两税法，包括田赋、专卖（盐、铁、酒）、关税、市税及其他杂税。

五代货币

十国货币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五》曰：“晋高祖天福二年四月，汴州杨光远进助国钱二万贯；宋州赵在礼进助国绢三千疋，钱二千贯；陕府进助国绢三千疋，银一千两，玉腰带一条，马十匹。”同书又曰：“五月西京留守李周进助国银二千五百两。”

再如《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六》曰：“丙午，江南国主李景遣其臣伪司空孙晟、伪礼部尚书王崇质等奉表来上，仍进金一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又进赏给将士茶绢金银罗帛等。”

以上两部书籍是关于白银助国的记载，说明五代十国时白银继续沿用唐朝时期的宝货作用，主要是以资国用，使用非常频繁，且有增无减。

五两刻字银铤

十两刻字银铤

唐朝银铤的重量大都是以五十两为主，银饼则以十二两、二十五两为主，铸造不规范，锭面大都錾刻阴文，字体流畅随意，铭文内容丰富，记录详细，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除此之外，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还珍藏有五两及十两的笏版型银铤和墨书银饼。银铤形体修长，从两端至中间有平缓束腰，上面有明显的锤打痕迹，錾刻“五两”、“十两”及“北”、“大”、“朝”铭文字样，并有大量出土。

吴锐”墨书银饼

东市库墨书银饼

墨书银饼为圆形，表面坑洼不平，制作简单，并有手写墨书“东市”、“吴锐”、“赵忠”等字样，东市是唐朝长安的贸易集市之一，征收税钱后折变为银铸造成饼上交，而吴锐、赵忠应是铸匠的姓名，因铸造粗糙，有可能作为当地官府银原料使用，铸造为器饰后上供朝廷，银铤和银饼实物在馆中都有展示，为白银在唐朝作为原料等其他更广泛的用途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忍冬纹银熏炉

三彩女立俑

黑釉三彩马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王朝，也是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逐渐拓土开边，威震中亚、西亚及南海诸国，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并列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与欧亚国家均有往来。

花瓣纹金银平脱铜镜

鎏金双狮纹银碗

羽人花鸟纹金银平脱铜镜

狩猎纹高足银杯

当时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其声誉远播海外，被称为“唐人”，《明史•外国列传四》曰：“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唐朝覆亡后。由于唐朝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外国人将中国人称为“唐人”的习惯一直未变，从宋元直至明清都是如此，沿袭至今，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也被称为“唐人街”。

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民族宗教、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为唐诗，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五言和七言两种，文风或清新自然，或雄浑奔放，既有对未知世界的丰富想象，又有对现实生活的真情描写，期间涌现出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如王勃、贺知章、王昌龄、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其代表作更是盛行于世，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过故人庄》、《出塞》、《月下独酌》、《蜀道难》、《清平调》、《登岳阳楼》、《长恨歌》、《琵琶行》、《乌衣巷》等。流传至今，使唐诗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鎏金银香囊

舞马衔杯纹银壶

鎏金铁芯铜龙

鎏金蔓草纹银羽觞

唐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民族宗教、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盛唐时期，百姓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公私仓廪丰实，一派繁华盛世的景象，正如李白《客中作》一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镶金兽首玛瑙杯

将进酒   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